專訪教區秘書長劉偉傑神父

代表澳門教區參與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亞洲階段大會
專訪教區秘書長劉偉傑神父
疫情過後，該重燃同道偕行的共議精神

（本報訊）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亞洲階段大會早前2月24至26日於泰國曼谷舉行，教區秘書長劉偉傑神父代表天主教澳門教區出席。本報有幸與劉神父進行訪談，分享在泰國會議中的內容，以及澳門教會在「同道偕行」共議精神上的現況。

劉神父，我們現在正處於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各洲大會的階段，而您早前也代表澳門教區，到泰國曼谷參與世界主教會議亞洲階段大會，您能與我們分享是次會議的細節嗎？

是次世界主教會議亞洲階段大會，為我及所有與會者而言，無疑是一個值得學習的經驗，因為會上推廣一種為名「精神對話」（Spiritual Conversation）的教學方式，透過特定的祈禱時間，然後各人在沒有被干預的情況下，作出兩分鐘的分享，及後再進行兩分鐘的默禱。第二輪的會議，則是各成員對首輪與會者所作的分享，作出回應，期間可以是提出共鳴的地方；緊接着又是兩分鐘的祈禱。而第三輪，則是與會者真正討論及交流的環節。

如是者，三天的會議均以這種名為「精神對話」的模式進行，並為起草委員會準備的文本作出深入的討論，包括深入探討所提出的關切之處，以及共鳴與值得關注的地方等等。所以，我會如此形容是次聚會：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對話交流、聆聽及討論。這是今次會議的一個特點。

教會這個「同道偕行」的旅程，作為教會同行與承諾來說，是一個頗新穎的概念。在辨別和反思的過程中，您能分享一下亞洲其他地方教會與澳門本地教會的相似之處嗎？

其他亞洲地方教區代表所提出的關切問題，也許與澳門教區有着相似的經歷，包括一系列的種族差異、語言差異、文化差異，以及移民的狀況。例如：菲律賓移民在許多亞洲國家的天主教徒中，位佔多數，並在這些地區擔當着傳教士的角色，也許是一種能更好地促進和培養的一種經驗。

其他類似的經驗就是，教會如何從新冠疫情中走出來，還有：如何運用電子媒體、新興社交媒體，在傳播福音內容作出貢獻；又或如何透過這些媒體，來作出某程度的標準等等。

另一個可以提出的一點是，在疫情期間，許多人過度使用電子媒體，從而產生某程度的依賴性，甚至加深沉迷瀏覽色情網站、線上賭博、網絡欺詐，又或透過不同類型的方式進行剝削等。這些都是其他地區代表所提出的問題，而似乎本地也有着類似的呼應。

剛剛也提到多元文化這一點。作為澳門的代表，您如何把澳門本地教會多元文化這一環帶到會議當中？

在澳門，我們確實有一個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的層面。最典型的，就是你會發現在澳門這個小小的地方，便有土生葡人、葡國人、廣東人和菲律賓人等，而他們也說着不同的語言與方言。有時遇到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讓所有不同的群體能真正相聚，並互相分享己見。

當然，借助翻譯、翻譯員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法，但這十分費時，而且不容易找到一些人能完全投入這份工作。要如何在這些不同的群體中，找到一個方便、有效的溝通渠道，或者仍需要更深入的辨別和探討。

我向亞洲各代表分享到，澳門是其中一個受累於長時間隔離的地區，直到最近12月和1月才撤消各種旅遊限制。而且，澳門社會上許多人，仍然經歷着親人離世、痛失摯愛等精神上與情緒上的影響。對某些家庭來說，他們必須承受這些損失，也需要得到精神上、聖事上及牧民上的支援。為這些家庭提供的服務，無疑會佔用司鐸們大量的精力。因此，需要真正帶來安慰、為家庭提供諮詢，使他們走出新冠疫情導致的病症與死亡的影響。這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同時，這是我們需要面對、需要嚴正以待的問題，並意識到這些措施的必要性，好能振興社會的經濟等。換句話說，教會在這方面也與整個社會一樣，同樣經歷着「痛苦與煎熬」、憂慮，但同時也對未來抱有希望。

今次在曼谷舉行的會議，是邁向整個普世教會共議同行的最後階段，也是羅馬教廷將推動更廣泛、更普遍討論的最後步驟之一。在會議中，還討論了哪裡事項呢？

我不能透露會議中的每一點，因為那些將被納入最終文本；而在最終文本公布之前，我們所討論的內容都需要有一定的保密性，因為仍需透過亞洲各主教，來確定亞洲階段的最終文本內容。不過，我能透露的是，在所關注的領域中，也有先後之分；至少我能代表我的小組說，「培育」似乎是我們小組內各代表的其中一個關注重點，甚至認為是排列在其他關注之上。培育平信徒、修生、未來的傳道員和傳教士等。

在各個層次的培育上，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裝備他們，好能成為相稱的葡萄園工人，又使他們對教會的基本教義，有更深刻和堅定的掌握，並學習如何有效地傳遞給下一代。所以在「培育」這項關注議題上，應該加強基本對教理的認知，任何其他需要的各種牧靈推廣，也需要具有培育的元素；這一點似乎是應該得到更多關注的重點之一，至少是在我小組討論後所達的基本共識。聽過其他11組的報告（一共分為12個小組）後，我也感覺到「培育」也是其他小組所提出的一個關注議題。

大公教會在亞洲多個地區屬小眾團體，本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同道偕行」的主題，會為亞洲的教會帶來甚麼嶄新變化？

除了菲律賓和東帝汶外，基督宗教在亞洲多個地區份屬少數，而教會在此狀況下，其中一個貢獻，便是與具良好聲譽及符合教會原則和教導的組織或機構合作，例如：人道主義救援組織，促進人類尊嚴、保護弱勢群體、或其他類型等的慈善社會服務機構。在這一層面上，亞洲教會一直不遺餘力，未來也需要繼續這方面的工作與合作。因為當這些組織，在尊重人類生命價值、保護人類生命尊嚴，以及促進和平與正義等議題上，與教會擁有相同的價值觀時，雙方的合作將會是謹慎和堅實的，也是教會能夠推進見證的具體措施之一。

教會這數年都推動「同道偕行」這個概念，平信徒能如何在此上作出貢獻呢？您認為澳門的教友能如何參與，並從這共議同行上獲益呢？

教會經常依賴平信徒領袖，而他們需要接受一定的培育，教會需要投放許多資源，包括是人力或資金。亞洲某些教會沒有足夠的資源、未能聘請全職平信徒擔任某些職務。實際而言，若有平信徒全然奉獻自己的時間與精力，教會也需要給予他們相稱與公平的回報；然而，有些亞洲地方教區未有如此的資金，故在推行上也有一定的難度。

許多參與的平信徒，都是以志願者、義務工作的性質；這種參與模式也有一定的傳統。有些地方教會由於無法提供一個全職工作環境，而令平信徒的參與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故推廣外展等服務，這方面是一個實際的障礙，也是平信徒參與發展上的一個障礙。

在澳門教區的例子上，隨着近年各種委員會與組織機構數目上的增長，全職平信徒擔當着不同的職位，當中包括教理培育、婚姻牧靈、教會禮儀、社會傳播與媒體、文化、展覽與檔案處等。所以，澳門教區在朝這方向上已邁進一大步，甚至已看到部分的成果。又加上教區中心等設施的開放和運作，教友現在有了自己的渠道去參與適切的活動，例如竹灣聖若瑟靜修院的會議中心，教友能使用作避靜場所等。在澳門教區的經驗是，透過成立不同的委員會與組織，能為平信徒提供一個架構，讓他們更投入參與教會內的活動。

由於您在過去一年均負責諮詢和收集教區內各方的意見，在「同道偕行」的過程中，您認為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呢？

當然還有許多進步及改善的空間，而這十分依賴堂區司鐸和團體領袖的配合，來進行這個諮詢的工作。嚴格來說，這不算是一個諮詢，而是一個存在的方式，所有團體都在溝通、聆聽和參與，從而產生共融。

這不就是教宗所指的三個關鍵詞嗎？使命，共融和參與，這三個詞就是整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重點。這個會議並不是只製作一份文件，而是讓每個小組和團體，如何辨別一些優先的事項，同時了解現實的條件，從而找到各自的位置和前進的方向等。所以，這十分依賴團體領袖的帶領，以及參與者是否願意提出各自的意見與關注地方。

現時實際需要跨過的難關是，我們處於不穩定的封鎖、許多人對人群聚集的擔憂，加上過去兩個月公共衞生健康所帶來的社會壓力等……這些都需要更多的關注，但同時顯得共議同行的過程更為重要。不過，今次在曼谷會議的亮點是，在現時社會重回穩定的狀態下，我們能重燃「同道偕行」的過程，因為「同道偕行」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工作。

教宗方濟各現時將「同道偕行」的歷程，由原先的2023年10月，延期一年至2024年10月。所以，在曼谷舉行的會議中帶出了一個反思：從現在到2023年10月、甚至到2024年10月，你希望看到甚麼、我們希望看到甚麼？這就是帶給各領袖的問題。我認為，對於身在澳門的我們而言，我們確實能重燃這個共議精神的過程。我們千萬不要把它視為一件「功課」，交完功課便完成，不！整個「同道偕行」的過程才剛剛開始，特別是我們現時身處後疫情時代，還有許多工作能夠完成，並能以另一個角度重新看待此共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