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春生神父
徐光啟皈依天主教，被利瑪竇認為「真正重要的事」，因為「上天注定」要徐光啟「美飾這個初生的教會」，他雖然公務從事，「卻把很多人領入教門。」在利瑪竇神父去世後，徐光啟在中國天主教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他「擁有善於人同，廣救人靈的熱忱，不但盡力襄助傳教士傳道化人，更不憚煩勞，敦敦親親友們棄絕邪妄，歸認真主，遇有機會便和人暢談基督聖道。」
徐光啟受洗後已經接近年關，隨即返回家鄉，當他「路過其門生孫元化的家，就向孫元化介紹其從南京帶來的信仰財富，告訴孫元化說，此信仰的價值非比尋常，所以他本人立刻皈依了天主教。」受他的影響，「孫元化受洗，洗名依納爵。」後「在家附近捐贈巨資建聖堂一座，又在聖堂左近為傳教士建屋宇十餘所，為教士住宿之所」，為教會做出了很大貢獻。
1604年，徐光啟「把他七十歲高齡的老父帶到北京，想爭取他在壽終之前皈依基督。經過保祿本人以及神父們的大量工作，這位老人終於認識了天主，拋棄了他那些偶像。」因為此前，徐光啟的父親徐思成原於「陰陽醫術星相佔候二氏之書，多所通綜，……晚年悉棄去，專事修身事天之學，」他在「逝世前約一年半領受了洗禮。」不久，徐光啟的兒子「徐驥也成為一名天主教徒，聖名約伯。」徐驥「以蔭補中書，隱居不仕，確守家訓，終身克己。公媳亡後，鰥貞十餘年，勤行愛主愛人之事」。後來，潘國光神父在上海傳教期間，「中書公（徐驥）日侍左右，化誨者，歲以幾千計，舊堂不能容眾，因謀於中書公，復建堂於縣治之北安仁里，又置田二三頃，取租足用，以備不繼。至順治乙酉去世，在天學所謂好道之修士，在儒學目為篤行之君子，與文定公並祀學宮焉。」
在徐光啟的影響下，夫人吳氏亦熱心事主，她「感公之化，奉事天主極虔誠。若遇大瞻禮日，衣公服，必誠必敬，平居布素，澹如也。遇誕日，子孫羅拜，夫人則布衣練裙，辭謝曰：我罪人，日負恩於天主，何敢當賀；汝輩有心敬我，惟向天主，求救我最足矣。」徐光啟家中其餘人均由郭居靜神父受洗，依次是：「兒媳顧氏聖名不詳，長孫徐爾覺聖名彌額爾，次孫徐爾爵聖名依納爵，三孫徐爾鬥聖名達陡，長孫女聖名福禮，次孫女聖名甘節大。其餘孫子、孫女尚未出生。」可以說，徐光啟全家是第一個舉家信奉天主的家庭，由於家庭良好的信仰傳承，直到今日徐家仍在虔誠信奉天主教。
1608年9月，徐光啟在上海老家為父守制，他請求利瑪竇派遣郭居靜神父到上海建立新的傳教中心。郭居靜在上海「所取得的進展，主要歸功於徐光啟的熱情。在兩年的時間裡，上海的天主教徒已經有二百多人。」耶穌會士，作家，歷史學家巴托利為我們留下了一篇關於徐光啟的描寫：「保祿博士遇有可以受教的知己文人，即介紹給神父們，他們生活的聖善已充分顯示他所奉真道的聖善，他的德行，有目共睹，教外人士都尊敬他。」在南京傳教的意大利耶穌會士高一志神父（Alfonso Vagnone，1566－1640），以及美國鄧恩神父告訴我們徐光啟在另一些人的皈依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根據徐宗澤的研究，李天經「與徐文定公善，聽其勸而入教。」而金聲，字正希也「與徐光啟善」而「領洗入教」。孫元化，韓雲，韓霖，段袞等皈依天主教都是受了徐光啟的影響。徐光啟究竟使多少人皈依了天主教並沒有記錄，但是僅在1623年，據有記錄可查，他直接使120人皈依了天主教，這些人大多數是學者和學生。」在1612年眾多皈依者中，有三位與眾不同的人物。其中之一，是姓許的學者。根據黃一農考證此人應是許樂善。後來，徐光啟的孫女徐甘第大嫁給了許樂善的兒子許遠度。
在他回家後勸告勉那些沒有文化的人認識天主、加入教會時，表現出極大的耐心和信心。「每一段要理，往往要翻來覆去地講好幾遍，他們才能懂得。一次一個粗魯的工人寫信給他，要求解釋極端難懂的道理。他就回復說：『假使你有甚麼疑難，盡管來問。我們不妨辯駁一下，那時你就要去宣傳了。』」此外，他「還邀請一般優秀的信友，教他們默想吾主耶穌行實，尤其是耶穌苦難，叫他們怎樣追隨耶穌的芳踪，實行成全的信友生活。」由此可以看出徐文定公的聖德和積極傳揚聖教的偉大精神。他傳教的對象不僅僅限於士大夫階層，而且也致力於向處於社會下層的平民百姓積極傳教。他自受洗以後，常念叨不忘的格言：「不作損人事，不容有獲罪於天主的意念。」
徐光啟天賦奇才，是當代第一流的文章大家。他編撰和修訂了很多教會著作，以推動教會不斷發展壯大。他將一生都奉獻給教會事業，為使福音得到傳播。為此，他多次向皇帝上奏，建議讓他和神父們一起修改曆書，通過這種途徑，使耶穌會在這個帝國中更加安全和穩固，並為傳播福音開闢一條暢通無阻的大道。儘管不斷有來自其他官員的反對，他還是通過這種途徑使曆書得到修訂（他關於修改曆法的著作很容易便刻行了），由於他親自主持修歷，因此被提升為閣老，並且在擔任閣老期間去世了，因為他已年邁，白天處理繁多的事務，晚上還要編撰曆書，從不放鬆。可以說他的一生都是在為傳播信仰而工作。
他被譽為「中國聖教的大柱石」，是傳教士的靠山。有一位傳教士與徐光啟住在一起，他想利用閒暇時間寫一部書，以供大家使用。當這位神父把這個想法說給徐光啟時，徐非常高興，大力支持他用中文寫作，並承諾親自給他校訂文字。於是「保祿每天從附近抽出兩小時來做這項工作，非常按時地修改神父的疏漏，手握筆墨閱讀書稿，猶如學校的小學生。將神父的書稿修訂完後，保祿又將修訂稿重新謄寫整齊，他有幾位抄寫員可以為他做些抄寫工作，但是他還是堅持自己謄抄，因為不想錯過這麼優秀的一部作品中的任何可能的東西」。
李杕（1840-1911年，李老楞佐）在編輯徐光啟文集序中評價徐光啟：「用其不世之才，力為推廣，撰論說，譯經書，陳奏朝廷，解釋揚大義，教之所以行，文定之功居多。」徐光啟幫助利瑪竇校訂潤色了《畸人十篇》；龐迪我的《七克》也是徐光啟「為之達詞潤色」，高一志的《推演正道論》及《諮周偶篇》也是有徐光啟潤色的。進行黃節說：「予聞之彼教中之書，多為光啟潤色，而有待於光啟與？余謂西教之昌也，始於光啟」。徐光啟交往的耶穌會傳教士共計有十六位，其中諸如，利瑪竇，高一志，艾儒略，羅雅谷，龐迪我，湯若望等，他們分別主要來自意大利與葡萄牙，其次來自西班牙與德國。可以說他們每一位的中文著作，或潤色、或校訂、或序言幾乎都接受過徐文定公的幫助。
徐光啟在其生命最後五年中，實現了利瑪竇神父的願望，即通過西方科學獲得了傳教自由。那幾年，中國的教務有驚人的進展，而這一進展與徐光啟的名字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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