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梵蒂岡新聞網訊)教宗方濟各上主日(3日)下午在意大利亞西西聖方濟各大殿的地下墓穴主持了彌撒聖祭,並在聖人墳墓前面簽署了他的第三道通諭《眾位弟兄》,並在翌日週一(4日)正式面世。這份文件談論兄弟關係和社會友情,這兩個價值至關重要,有助於為受傷的人類重新注入希望與動力,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後的世界裡也不例外。
教宗今次到訪亞西西,浸淫在祈禱、靜默和簡樸中,因此並沒有在彌撒中講道,亦因疫情緣故,彌撒沒有開放予信友參與。至於這道新通諭的名稱,是擷取自聖方濟各亞西西的《勸誡》,是以「所有的弟兄姐妹為對象,向他們推薦一種具福音味道的生活」。
這道《通諭》旨在促進全世界對手足之情和社會友情的渴望。教宗方濟各透露,「在撰寫它時,疫情突然而至;沒有一個人能單獨自救」,現在的確到了「夢想所有人屬於唯一人類」的時候了,我們在其内為「眾弟兄」(7-8號)。
《通諭》共八章,第一章以「一個封閉世界的陰影」為標題,詳述當今時代的許多缺陷:操縱和歪曲民主、自由、正義的概念;利己主義和不關心公益;基於盈利和丟棄文化的市場邏輯佔主導地位(10-24號)。教宗強調,這些都是全球性的問題,因此需要全球性的行動來解決。
儘管如此,《通諭》以一個光輝的典範來對這眾多的陰影作出回應,那就是第二章提到的慈善的撒瑪黎雅人。這第二章的標題是「街道上的外鄉人」。教宗強調,在一個轉面不顧人的痛苦、對照顧弱小者和脆弱者「一無所知」的病態社會中(64-65號),我們眾人都應邀克勝偏見和個人利益,做他人的近人(81號),我們眾人都負有共同的責任。
教宗補充,愛搭建橋樑,而我們正是「為了愛而受造」(88號),基督徒尤其應在每個被排斥者的面容上認出基督(85號)。第三章也再次談到依據「普世幅度」的愛之能力的原則(83號),教宗勉勵我們「走出自己」,好能在他人身上找到「生命的成長」(88號)。《通諭》提醒,人類生命的精神情操其實是由愛來界定的,愛讓我們為他人的生命尋求最好的一份(92-93號)。團結互助和兄弟情誼的意識在家庭中誕生,家庭肩負着「首要和不可或缺的教育使命」,應得到保護和尊重(114號)。

教宗續說,不能否定任何一個人度合乎尊嚴生活的權利,同時本着這觀點,呼籲世人思考「一種國際關係的倫理學」(126號),因為每個國家也是異鄉人的故鄉,不應拒絕那些來自其它地區需要幫助的人享用當地的財富。
關於移民的課題則在第二章的部分内容和第四章的整章内容談到,第四章的標題為「向整個世界敞開心門」。教宗特別指出幾個「不可或缺的答案」,全針對逃離「嚴重人道危機」的人;提供工作和培育的機會;鼓勵家庭團聚;保護未成年人;保障宗教自由等等。這一切首先需要一種對移民現象的全球性管理,以所有民族共同發展的名義啟動長期計劃,而不僅是應對個別的緊急情況(129-132號)。
第五章論述「最好的政策」,這種政策是愛德的最珍貴形式之一,因為它為公益服務(180號)且懂得人民的重要性,將人民視為開放的類別,樂於交流和對話(160號)。
教宗强調,政治所需要的是以人的尊嚴為中心,不屈從於財務,因為「市場單靠自己不能解決一切」:而人民運動尤其起了重要作用,他們的確是「道德能量的洪流」,理應以協作方式參與社會當中。
第六章談論「對話與社會友情」,而且提出生命如同「相遇的藝術」這一概念,即與眾人相遇,也包括與世界的邊緣地區和與原住民的相遇,因為「從每個人身上都能學到一些東西,沒有一個人是無用的」(215號)。
第七章的標題是「一種新相遇的行程」,對促進和平及其價值進行反思。教宗在此强調,和平是「主動的」,它著眼於組建一個基於為他人服務和力求達到修和及相互發展的社會。和平是「手工藝術」,每個人都必須盡自己的本分來完成它,這個任務永無止境(227-232號)。與和平相關的是寬恕;而寬恕並不是說讓犯錯的人免於處罰,而是履行正義和保持記憶,因為寬恕不表示忘卻,而是放棄邪惡的摧毀力和復仇。教宗勸勉,絕不可忘記猶太人遭大屠殺、廣島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迫害和種族屠殺製造的「恐怖」。應時常牢記這些事件,好使我們不致於麻木並讓集體良知的火焰保持旺盛。此外,保持對善的記憶也很重要(246-252號)。
第七章的部分内容談到戰爭,指出戰爭是「一種持續的威脅」,它使人「所有的權利被剝奪」,是「政治和人類的失敗」,以及「對邪惡勢力的可恥投降」。此外,今天不能像過去那樣訴諸於一種可能的「正義戰爭」,卻需要極力重申「不可再有戰爭!」
教宗方濟各在死刑問題上也表達了同樣明確的立場:死刑是無法接受的,必須在全世界予以廢除,因為死刑「總是一種殺人的罪行」,即使被殺的人是一名罪犯,但「兇犯並未喪失他個人的尊嚴,天主是這尊嚴的擔保者」(263-269號)。教宗也重申必須尊重「生命的神聖性(283號),某些人卻似乎認為生命是可被犧牲的」,例如胎兒、窮人、殘疾者和老年人的生命(18號)。
在最後一章中,教宗詳細論述關於「宗教為世界上兄弟情誼服務」的課題,强調恐怖主義並非起源於宗教,而是對宗教作品的錯誤詮釋。恐怖主義也源自所實行的抗飢餓政策、貧窮、不公和欺壓行為(282-283號)。可見,宗教間的和平道路是可行的;為此,需要確保宗教自由,這是所有信徒的基本人權(279號)。《通諭》尤其反思了教會的角色:教會不將自己的使命擱置在私人空間,儘管不參與政治,卻根據福音的原則並未放棄人「生存」的政治層面、對公益的關注,以及對人類整體發展的牽念(276-278號)。
最後,教宗援引他與阿兹哈爾大伊瑪目塔伊布(Ahmad Al-Tayyib)2019年在阿布扎比簽署的「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共處的《人類兄弟情誼》文件」,以這個跨宗教對話的里程碑作為起點,再次呼籲,本着人類手足之情的名義,以對話為途徑,共同合作為行動,相互瞭解為方法和準則(28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