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rco Carvalho
譯：早宜
聖若瑟大學宗教研究學院新任院長麥侍文（Stephen Morgan）於剛過去的學年正式上任。他是一名終身執事，他在英國最後的任命是英國普茨茅斯教區的總務。麥侍文一直希望學院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的學生，並希望在他們當中有為數不少的平信徒學生；他認為一群受良好教育的平信徒實對教會有所裨益。以下是麥侍文親述他的看法。
至現時為止您一直都是英國普茨茅斯教區的總務，現在您接受一項新的挑戰，您認為哪個任務較為困難呢？管理天主的教會？抑或是管理天主的子民呢？
我認為，成為一位好總務的核心任務，就是服務天主的子民。在普茨茅斯教區，我曾實地擔任過教區慈善事業的首席執行主任；我們有250位職員，直接向我匯報的有15位，故此，與人合作一直是我工作的一部份。另外，我很喜歡學術工作；我在牛津大學完成博士學位，隨後相繼在英國牛津及瑪利維爾學院任教，我能進行學術工作、教學及研究工作的機會不多。如今到任澳門，我有機會用上我行政上的技巧，同時亦滿足我對教學、研究及撰寫論文的熱願。故此我感到非常幸運，我可以在不同層面上發揮各種經驗及專業知識。雖然我確實跨越了地球的一半來到澳門，但由於1991年至1995年期間我都在香港，所以我對這邊的生活亦有所認識；而最難的部份就是我和太太及孩子們，他們大部份時間都在英國，我太太有工作而我的三名子女都成長得很快，兩個已經在唸大學，一個已開始工作；儘管如此，我考慮到這個工作是李主教親自委任而欣然受命，為此我很感謝我教區的主教，Philip Egan主教讓我順利到任。
您是一名執事，作為學院院長，是否有任何與執事身份有關聯的任命呢？或者這類學院不僅僅是為了準備新神父……
對，確實不是。前院長Monera 教授是一位平信徒，他既非司鐸亦非執事。他一直渴望擴闊宗教研究學院入讀的條件，望能汲納平信徒。這所宗教研究學院理應是為了培育司鐸及修道人士，我們的學生包括道明會修女及修士們，當中亦有修生；同時，亦是為一些適合入讀大學程度的神學課程的平信徒而設。我們學院已有不少平信徒學生，當中不乏已婚人士，他們今年正開始修讀基督宗教學士學位，我希望以後有更多平信徒入讀。我修讀神學博士期間就曾對一位英國平信徒-真福若望．亨利．紐曼進行研究，紐曼於 1851年時寫道：「我想平信徒能認識他們的信仰，加以深入探討，且能對信理加深認識，以致能夠深入地談論……我希望平信徒能具有智慧並獲得好的教導。（若望．亨利．紐曼，「英國教友目前的處境」，第390頁）我認為澳門教會以及亞洲教會，甚至普世教會，急需具良好教育的平信徒，我很高興能參與這個任務。
這將是教會對未來最大的展望嗎？教會希望前線人員對天主聖言有能有更深入和嚴謹的理解嗎？
我認為對於教會普世傳教工作來說，一個受良好教育的平信徒是必需的。我記得紐曼另一句格言：有人問他為何他那麼在意平信徒，他說如果沒有他們教會很乏味單調。他說得很對。司鐸及修道者在傳揚信仰的工作上一直都是無可估量，但我們都知道平信徒在生活上確實成為了我們信仰的第一個導師，我們的父母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是我們的首個導師。他們在信仰及生活各方面上是初始的教育者，所以我們深感平信徒教育的重要性。梵二提出，平信徒是在俗（拉丁語：indoles saecularis）的，世俗的專家。他們明白身處世上生活是甚麼境況，他們有適用的專業領域，幫助我們這些在教會內生活及工作的人，拿捏投入的程度。故此教會極需要能理解他們信仰的平信徒，他們可以和其他平信徒溝通交流，這樣他們就能成為最佳的傳教士。
平信徒是否更能理解教會現今面對的挑戰呢？
也許教友不一定在知識層面上有更深入的理解，而是在生活上有更多歷練。他們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了解到福音及信仰生活的特殊挑戰。神職人員當然在其牧者的角色上有所認知，但就教會視野方面，我認為就如不少聖人及梵二曾提示過：主教、神父及執事在平信徒當中服務；就如聖奧斯定，這位在第四、五世紀的偉大主教，其名言談及：「為您們來說我是主教，但在您們當中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會向澳門的平信徒說：「為您們來說我是執事，但在您們當中我是一名基督徒。」這就是我的見解，我認為就是這樣的。
您提到宗教研究學院的主要角色仍然是為培育新神父及聖召，但在澳門的情況又如何呢？當中有多少名學生是為度獻身生活的呢？
學院裡八成的學生都是修道人士，不分男女，當中有教區的修生。李主教成立了一個新修院，現在共有六名修生；其中一名已完成學院培育課程，而他亦將報讀其他幾個課程。其餘三位已就讀哲學課程，另外兩位他們早已修讀了哲學，現開始他們神學的課程。
他們沒有一位是澳門本地人嗎？
並不是，他們其中幾位其實是來自澳門，已完成學院培育及當中一名修讀哲學的是來自澳門的，其餘兩位來自香港，一位來自菲律賓，一位來自葡國。在各方面而言，修院就像澳門的縮影。
四、五十年前，大部份的學者及哲學家主張天主已死和宗教已死，但我們正見証著相反的事。我們見証著一個活躍的更深層次的信仰。澳門是否也如此？又或這事可以發生在澳門嗎？澳門常被描述為一個黃賭毒的罪惡之城……
聖保祿說：「罪惡在那裡越多，恩寵在那裡也越格外豐富。」（羅5：20）我在澳門日子不長，但我已見証澳門的天主教信仰：一份對信仰極大的熱愛、熱心，以及很大的自豪感。為一個來自歐洲的人來說這確是很鼓舞人心的，現今歐洲信仰已趨沙漠化。其實在數千年以來歐洲一直處於天主教信仰的中心，但在近年歷經了信仰上的大荒災， 現時已再難找到那種望德及熱心了。偉大的聖若望保祿二世以及他隨即的繼任人教宗本篤十六世，亦特別談及歐洲基督宗教在文化上面對的挑戰。在歐洲教會再不樂觀，但對亞洲教會則相反，澳門不只歷史悠久，這個教區的歷史更比英國教區超出三至四倍。但這裡的人很年輕， 彌撒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相對英國來說更要年輕一半，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現象。
這種信仰沙漠在歐洲如何發生矛盾呢？為吸引年輕一代，是否還有甚麼可以做呢？
是的，聖經上談及傳教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聖伯多祿所教授的第一課，在伯多祿前書3：15中，聖伯多祿如是說：「若有人詢問你們心中所懷希望的理由，你們要時常準備答覆。」歐洲信仰的現狀就正類似羅馬帝國衰落後那段時期一樣–必需透過信友來重建信仰。我們必要活出一個彰顯我們在基督身上的希望的信仰。每人也要活出讓他人自問生活： 「他們為甚麼總讓人覺得不同？他們為甚麼這樣生活？他們，這些男女，為甚麼有這份望德？」如若我們每人都這樣生活，其他人便有這樣的疑問，就正如聖伯多祿所談及要我們準備答覆的問題一樣。這就能解釋為何神學教育對平信徒來說是那麼重要。不論透過聖經研讀、教理講授或一些如紐曼學院的組織，甚或大學程度如澳門聖若瑟大學基督宗徒研究的課程，這必然會在歐洲發生，正如這當然在澳門發生一樣。
中國仍是處於發展中的傳教區，現今確有中梵對談。為一名信友來說，如您一樣，在澳門或中國這地方工作是否很吸引？
往澳門，甚至中國工作，確實是有一定吸引力；我們經常忘記，中國其實有很長的基督信仰的歷史；就我所了解，中國的基督徒已有1,400年歷史；我們亦知道中國教會所經歷過的種種挑戰。由於政治環境，中國教會的運作常變得非常複雜及微妙，而我在這裡日子尚短，除了去觀察這完全佔了世界人口五份之一的中國人之外，真的很難作出任何具體有實效的論說。天主同樣深愛他們，並希望他們都接受耶穌基督的福音。我若能參與其中，即使工作很微小，或身處很小的角落，我亦甘願。
就如您所說，任職宗教研究學院院長尚只是開始，展望將來，您在這項新挑戰上希望達到甚麼成績？
能夠跟隨前人步履而去繼任這項偉大的善工，確實是一個極大的祝福，我能受惠於先驅者所建立的福蔭上。但我希望見到宗教研究學院能成功吸引更多學生，更多平信徒就讀，收生範圍更廣。即使很多人未能騰出時間入讀全職大學課程，我期望宗教研究學院神學專家的講授亦能惠及他們。我知道過去或現任的教職員亦曾就讀，我希望繼續有更多學士後課程學生，我也希望加強教職員與其學院之間的連繫，亦即與葡國天主教大學神學院的連結。
在本地澳門天主教團體性質已不再單一化，我們不再只講論單純葡萄牙人、澳門人或中國教友，我們亦有一個龐大的菲律賓團體；這情況是否對試圖了解澳門天主教現況的人來說是個挑戰呢？
對，的確是。雖然教會普世性已在全球明顯蔓延，這發生在每個地方：現今三分之一的美國教友是拉丁裔人。而在英國我自己的堂區——修咸頓的聖家堂中，已經有為數不少的第一代移民，以及少數的歐洲人。事實上，堂區口內大部份的歐洲人並非英國裔或愛爾蘭裔，而是來自波蘭及立陶宛。我們堂區的居民亦有來自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敘利亞——瑪拉巴禮教會，而不是拉丁禮天主教徒；我們亦有來自果亞的拉丁禮教友，來自菲律賓及越南的教友，來自西非人口眾多的尼日利亞及喀麥隆的教友，我們更有一些來自東非烏干達的教友；這就正是如今全球教會的現況。我們常打趣地說，我們正開始體驗這大規模的人民遷徙，我們放下了只用共同語言來進行禮儀中；例如，在星期六主教座堂慶祝主保聖人瞻禮時，我們常以英語讀經（雖然是帶菲律賓口音的英語），以及以葡文及中文讀經；我們亦有中文、英文及拉丁文的歌詠。我是威爾斯人，我本身就不是英國裔；我們沒有使用任何威爾斯語，我真的希望可以聽到一些古老威爾斯腔，但或者威爾斯人真的為數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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