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公元330年，新羅馬興起，並以君士坦丁堡作為首都。基於新羅馬和古羅馬的敵對關係，羅馬帝國分成東、西兩邊的行政區。我們曾說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並不甘這個相對簡單的頭銜，他們要的是宗主教的職稱。但他們的要求得不到羅馬的同意，這不單是宗教的原因，更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他們從來對這「新羅馬」君士坦丁堡看不上眼。因此，不單引起宗教之都之爭，更引致直到今天仍在的各種爭議、謾罵、對抗和決裂。
同樣事情曾發生在兩個古老的天主教會重要都會──亞歷山大和安提約基亞。在這兩個城市中有多所知名及活躍的神學院，奠定了它們能成為早期教會舉足輕重和不可取替的地位。但亦因雙方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思考取向及哲學態度，而各走各路。亞歷山大和安提約基亞這個地中海東岸城市的分道揚鑣，就正好比對著羅馬與君士坦丁堡的分離。
在各種的神學爭辯和討論間，政治性的因素實在不容小覷。羅馬帝國東部的君士坦丁堡與亞歷山大之間的關係，便是一個實例。這兩個代表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和歷史的大城市，儘管有著相同的語言——希臘語，它們的政治鬥爭日益高漲。語言的共通並沒有多大幫助（並不足夠），她們兩個地方的文化到底是相異的：君士坦丁堡是希臘拜占庭帝國權力集中之地；而亞歷山大利亞雖曾受希臘的影響，但仍是埃及文化的傳承之國。
另一方面，亞力山大反對給予東方主教優勢的立場更形尖銳，尤其是在公元381年於君士坦丁堡舉行的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時候，亞歷山大的主教擢升為宗主教，羅馬此舉更令東方教會起反感，從而激化了更大的紛爭。事實上，君士坦丁堡一直以來都希望及爭取成為東方教會之首，而且它亦運用政治力量去達到願望，憑著「新羅馬」的稱號，而爭取到成為宗主教教區，不只是因為它是宗徒傳承下來，或宗教及神學的重鎮，更加是因為它的政治地位。
教會及體制上的問題已凌駕於神學及神修之上，而宮庭的鬥爭把形勢惡化。宗教、神學、神修等事務服膺政治及皇帝之下：如要定立一個教義或神學的準則，很多時諮詢皇帝甚於諮詢教長。皇帝才是宗教事務的最終決策者。君士坦丁黃金時代的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us I）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東西方之爭
直至這裡，東西方的差異越來越大，尤其在思想、文化、傳統、哲學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分岐。東方的人，或可說是希臘人，是哲理的和思辨的。因此，大部份基督教的異端都是出自東方，且大部份的大公會議（或 合一會議）及針對教義的會議都在東方舉行。但是西方的拉丁教會，大部份集中在羅馬，他們較傾向實用主義，故那兒產生的異端更側重於其實效性。譬如他們討論恩寵的時候，會研究恩寵的實效（實能）或獲得救恩的必要媒介。
事實上，教會的分裂在其原因及發展中都有政治因素。很多政治權力都喜歡干涉宗教事務，而此舉是非常危險，因為國家利益與信仰之間，往往是格格不入的。
七世紀時的單志論（Monotheletismus）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那時候拜占庭皇帝赫拉格利烏斯（Heraclius）受到阿拉伯人入侵的威脅，為了能團結其所有子民，遂召集一切教派的基督徒，並頒下詔書宣佈基督單志論。當年的正統教派是承認基督兩性論的。可能是出於善意及政治上的考慮，赫拉格利烏斯認為大家都會同意兩性結合的獨特原則，故他欽定基督唯一的意志是神的意志，而祂作為人是沒有意志的，所以耶穌並不是一個完整的人。這個為了政治和諧及善意的團結的欽旨，只能算是單性論的表達方式而己。儘管如此，這個錯誤仍然被政治加量所抹煞。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破壞聖像年代的八世紀，政客還是想把宗教據為己有，而邊疆仍是受到伊斯蘭教徒的威脅。回教的反偶像影響著住在哈里發王國附近的基督徒。東羅馬帝國依蘇利亞王朝的利奧三世（Leo III）干擾宗教事務，下令禁止製作、售賣和擺設聖像，並下令摧毁偶像或肖像。基督徒作出的反應是暴動、鎮壓和對抗。而神學上的分裂或分立更形加劇。但與東方教會不同的是羅馬方面，聖像從來都沒有問題。
第七世紀拜占庭式的偶像崇拜，正正顯示了國家或政治干涉信仰和宗教的危險性。在控制宗教事務及支配民眾上已成為歷史，但這一段引發分立、分裂和紛爭的歷史，卻是黑暗的。
《號角報》葡文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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