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教難中的高一志（1）】南京教案前夕
文：段春生神父
利瑪竇神父去世後的幾年裡，教會在中國的發展都相當順利。不管在北京、南京，還是其他地方教會，耶穌會士都享有一定的傳教自由。
1614年，由於日本德川幕府掀起了迫害天主教的運動，耶穌會日本省區的省會長瓦倫蒂姆．卡爾瓦羅（Valentim Carvalho）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退居澳門，兼任中國教會事務。他根據在日本的經驗，否定了利瑪竇文化傳教方法，勒令停止「教授數學和哲學的工作，神父們只能專門宣講福音。他們必須拒絕做任何與修訂歷史書有關的事情，即使是皇帝特别頒布了聖旨也不能。」由於他負責中國教務的時間不長，他那個「難以置信的命令就被取消了」。但他反對和抵制利瑪竇傳教策略的措施，在中國教會也激起了震盪。如龍華民【註一】和高一志【註二】，在某程度上也受到了他的影響。龍華民很樂觀地認為「傳教士永遠不會被逐出中國」，因為「皇帝很樂意我們在中國，以及總是有支持我們的官員來幫助並保護我們。」
在此時期，高一志很可能也受到了這些思想的影響。他甚至在1615年準備好呈遞給萬曆皇帝（明神宗，1573年至1620年）的奏折，請求皇帝公開頒布天主教在中國自由傳教的法令，同時，他在南京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傳教活動，希望加快傳播福音的步伐。對此，鄧恩批評道：「在南京的王豐肅（高一志）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將謹慎小心的態度拋諸腦後，以完全公開的方式來宣講福音。在教堂裡進行的禮儀中，神父穿着華麗的服飾，場面十分輝煌壯麗。」
高一志公開積極的宣教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那些捍衛儒家正統性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強烈的敵視。此外，也「有很多僧侶，將這一新興而充滿生機的運動視為對自己地位的威脅」。高一志似乎並沒有以溫和、節制的態度，對待抱有敵意的群體，「以平息這些人本能的反感」，反而認為這些人大多都是「騙子」，只會蠱惑那些無知的平民百姓。
高一志被描述思想敏銳、學術淵博，「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在中國傳教團僅次於利瑪竇」。關於高一志神父的傑出才華，大家都沒有甚麼爭議，龍華民在論及他的暴躁性格時，毫不掩飾地批評：「他的粗暴和驕傲自大的性格，使他有時遭人嫉恨。」這種評價或許不是很公開，因為在1621年於澳門，以及1627年在嘉定會議中，在關於「術語之爭」上，高一志一直作為龍華民的對頭，強烈反對他抵毀利瑪竇的傳教策略。不過與高一志同時代的會士也認為他具有卓越的才華和眾多美德，同時，也指出他有「不溫和」的暴躁脾氣，並認為「如果他能比較和氣一點，他會是一名好的副省區負責人人選的」。鄧恩對此不無惋惜地說：「在王豐肅生活的環境中，這些缺點是有危險的。如果他像利瑪竇那樣更寬容的話，他的事業會做得更好。」
如上所言，1614年，耶穌會日本省區的省會長瓦倫蒂姆．卡爾瓦羅武斷地否定利瑪竇的傳教方法，竭力推行大張旗鼓的宣教方式，也構成高一志一改過去謹小慎微、不事聲張掦的傳教策略思想和理論基礎，希望在中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傳教運動，結果卻給那些文化極端保守分子提供了反教及「破邪」的口實，而沈㴶【註三】則名副其實地充當了「這一反對天主教的領袖」。
【註一】龍華民（1559年至1654年），原名為Nicholas Longobardi，來自意大利西西里。1597年來華，取名漢名龍華民。利瑪竇死後，接替他的職務，擔任耶穌會中國傳教區會長，但與利瑪竇在中國禮儀問題觀點不同，從而引發教廷與滿清的中國禮儀之爭。於1654年在北京病逝。
【註二】高一志（1566年至1640年）又名王豐肅，意大利原名為Alfonso Vagnoni，初到中國時取名王豐肅，字一元，又字泰穩。1605年來華，於1616年南京教案時被逐出境到澳門，在耶穌會與澳門議事會關於青洲產權的爭論中，撰有《論耶穌會對青洲所擁有的權利》一文，闡明耶穌會進入青洲興建房舍的法理依據。後於1624年返回中國，至山西傳教，因識之眾，於是改名高一志，於山西返回天家。
【註三】沈㴶：萬曆二十年（1592年）壬辰科進士。在內書堂曾經做過魏忠賢的老師，在擔任南京禮部侍郎的時候，反對利瑪竇傳播天主教。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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