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十五世紀的教會活於紛爭和危機之中，以及瀕於解體的邊緣。但舔過了傷口，重新組織之後，便繼續往前走。雖然沒有把所有問題解決以及把痛傷治療，但亦克服了危機和重現生機。教會內彼此溝通的能力削弱了，但最嚴重的是曝露了教義上、體制上和組織上的弱點。
西方教會的大分裂，亞維農另立門戶的教廷以及大公會議至上的理論，把教宗的權威和他的光環大大地減低。我們在此要解釋，會議至上主義（Conciliarismus）是指大公會議或普世會議是教會最高權威，原則上或於某等情況下，凌駕教宗之上。亦即是說：會議的權力比教宗更大。這些理論看似簡單，但正是問題的所在，亦是亞維農分裂之後，文藝復興年代，教會面臨最大的分裂危機。
會議至上主義認為會議是由整個教會的代表組成，權力是直接來自基督，因此任何人士，教會組織機構和全體教友，甚至教宗本人，都應服從。這是一個教會改革的運動，維護會議在神聖事務的最高權威。很多時被認為是教會內更多民主及少點權威的趨勢，但同時是阻力重重，並引發了無數辯論以至於決裂。而十六世紀的改革，很多時是出於神學的爭論，而這正是會議至上主義所反對的。
馬丁路德
歐洲中部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產生，創造了一個政治及文化環境，讓路德主義能在德國地區強烈地煽動起來，特別是在神聖羅馬帝國之中。這派民族思想主要是反羅馬，源於日耳曼與教宗國間之鬥爭，是吉伯林派（擁帝派，Ghibellini）和歸爾甫派（擁教廷派，Guelfi）之間的另一議題。
神學對此沒有多大的幫助。爭吵對基層群眾沒有多大影響，只限於高層社會，群眾只認為這是神學方面的討論，教義和理論的設定，對他們是無關痛癢，同時亦沒有人給他們明確和建設性的解釋。學者們與一般群眾因為神學及語言問題之爭論（拉丁文及希臘文對本地文字）而引起的這道鴻溝，開啟了改革之路，並如其他異端或如薩沃納羅拉一樣，令群眾趨之若鶩。沒有人去解釋神學，或只以本地語言去講解（今天歐洲各國的語言便是在那時候出現的）。
神學變得更形理論化，而很多時是過份了的，且逐漸遠離了教父學的來源，差不多再沒有聖經的根據。神學家應該做的事卻沒有去做，甚或忘記了羅馬的主要憂慮——撰寫教會的概論及其詮釋，亦即是神學。
留下了很多問題需要策劃和確定及給予解釋，比如說調解的理論。這神學上的缺口讓很多作者繼續他們對抗教會的言論，反對教會的架構，反對教宗或會議的權威，還有解釋的出處和其他基督徒作者等。教會差不多從未理會過神學的定義，忘記了組織一隊神學家的團隊，他們要在神學教義上見解一致，立場堅定及清晰，有能力避免產生疑問或爭議或無意義及過份的辯論。讓那等自稱先知的人士擔任那些職務，如薩沃納羅拉，或那些神評論家，如：伊拉斯莫（Erasmus Roterodamus），馬丁路德（Martinus Luther）等。
天主的子民，廣大的人民群眾，仍然忘記了或是沉迷於以拉丁文為主的古老傳統，聖詠和無盡的禮儀，聖人年曆，公共及集體敬禮，巡遊和禱文等，全部都是用拉丁文去進行的，很少人明白的。很多神職人員忘記了自己的信眾，當然並不是全部的神職人員。群眾需要浄化風俗、禮儀和民眾宗教表達方式，還有就是神職人員的個人生活，教會的太貴族化和脫離群眾的組織架構。改信異端或跟隨一個佈道人是更容易，因為只要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或是大肆抨擊教會便可以了。你只要融入神職人員及天主子民的生活及風俗改革之中，你便會打動人心及引起激情。
十六世紀初期，人們要的是回歸早期的教會，一個純真及簡單的教會，一個著重內心而非表面的教會，不再受敗壞的傳統風俗及陳規所束縛。更多人談論及著寫心靈方面的東西，諷刺法利塞式的表面儀式，反對只關注外表而忽視心靈的繁文縟節。
讓我們看看伊拉斯莫於1503年出版的基督衛兵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那是這些概念、願望和感受的最佳總結，且成為了歐洲的暢銷書。也不要忘記古騰堡（Johannes Gutemberg）是於十五世紀中葉發明活字印刷，自此以後，大量的活頁、書籍和冊子流行於世，思想廣泛傳播，並吸納了大量的讀者。
貧窮與羅馬的奢華、宮廷和沉浸於文藝復興的藝術與文化氛圍的教會，形成了對教會改革的強烈訴求。他們當時只要求教會改革，但後來卻演變成新教及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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