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ry Law
唯有在沒有司鐸的情況下，我們才能理解司鐸在我們救恩中充當着怎樣的角色。儘管司鐸們與我們大眾一樣，同是渺小軟弱的平凡人，但他們卻是天主恩寵不可動搖的工具。為他們祈禱及作出犧牲，實在是我們平信徒應作的事。
甚麼是司鐸？經過大量的閱讀和反覆的思考，我得出的答案是：當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中建立聖體聖事時，宗徒們就成為了第一批司鐸。成為一名司鐸並不只是主持彌撒聖祭、赦罪和向人傳播天主及聖言，或簡單來說，就是成為天主奧秘的守護者人。當一位司鐸「應該認清每人生命中的召叫，並為這召叫獻上所有；應該成為最坦率的希望傳訊員，成為迷途者及信友團體中強悍的領袖和靈修導師。」（www.catholicpriesthood.com – 天主教布里斯班總教區）
我亦明白，傳教士們對傳教事業的辛勞與完全奉獻，驅除了在遙遠異地的異教黑暗，透過福音將基督宗教中倫理道德及教育的福澤帶到該處。這不單單是發生在歷史當中，在現世代也一直繼續在發生。
就我個人來說，我與天主教司鐸的相遇發生在我的出生地——千里達（Trinidad）。他們是兩位本篤會士，一位是幫我施行聖洗聖事的Fr. Odillo，另一位是我學校所在的堂區神父Fr. Maingot。我記憶當中與他們兩位並沒有很多接觸，頂多只是學校定期將我們逐班逐班帶到聖堂的聖功亭辦告解。
那時候，我覺得他們就是高高在上的權威人物，對他們我們須保持畢恭畢敬的心態，就像是家長或老師，或是更高輩份似的。畢竟他們代表天主，對於年幼的我所感受到的是恐懼和敬畏！
五十多年轉眼過去，現在的我可以挺自豪的說，我認識的司鐸比起以往的要多。而當我開始在九龍玫瑰堂這堂區協助一些常規的活動，自此開始與與司鐸有更多的相遇。
我想起的第一位是玫瑰堂的祈仕真神父（Fr. John Casey）是當時天主教英文週報Sunday Examiner的編輯，我在Sunday Examiner做過義工，而祈神父亦多次擔任我們的朝聖神師。第二位是耶穌會魏志立神父（Fr. Naylor），他是位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中堅支持者。靈恩運動在香港開始舉辦時，他便開始參與其中，而每星期亦都會到玫瑰堂參與我們的祈禱聚會。
兩位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潘子光（Fr. Raja）及莫保祿（Fr. Morlacchi）亦是我不能不提的司鐸，兩位都是玫瑰堂很好的神父，服務得我們堂區很好。尤其是莫神父，他不論晝夜、天晴或下雨，都會在聖功亭內為需要他的人守候。
還有聖高隆龐傳教會士們。我們最近到愛爾蘭，幸得Fr. Eamon和Fr. Tommy兩位在都柏林讓我們借宿他們的會院，並且帶我們到處欣賞這動人的國家，特別是參觀在Dalgan Park的會院。
當他們向各自的家人介紹我們時，我們感到無比的榮幸。我後來才發現，原來另一位高隆龐會士Fr. Trevor將我兄弟Alfonso過身的消息轉告了Fr. Eamon，所以Fr. Eamon在我們抵達都柏林時就為Alfonso獻彌撒。這實在令我為之感動。
隨着我的靈修旅程來到現在這個階段，我開始了解到，其實司鐸跟我們一樣都是平凡的人。他們有自己的家庭，有高低起伏的情緒，亦與我們一樣，情緒會受波動的。他們完成一天的工作後都會感到疲勞，亦因如此，他們與我們一樣需要休息。同樣地，他們晚年所遭受的病苦亦無異於你我。
對，他們和我們非常相似，不過他們還有更多。他們是平易近人的、隨和的，同時他們接觸其他人士又散發出親和力。他們充滿智慧、學識，並穩妥地植根於他們的信仰，簡直是「走進，並存在於基督內」（into and in Christ）。又正如基督在世時所面對的挑戰和障礙，司鐸們在這個紛擾的時代所面對的不比那時少。
不過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以外，我真正欣賞和仰慕司鐸是他們的風趣與幽默。他們對我們在笑的事情一同發笑，他們還好像內置了無數個奇聞和趣事，能隨時與我們分享似的。
據說從沒有記錄過耶穌或天主笑過，但我相信「笑為靈魂有益」和「喜樂是天主在我們生活的迴響」這兩句話。我信天主確實會透過他的司鐸們，對我們報以微笑，亦陪伴着我們一同微笑，甚或乎笑得祂的眼睛也閃爍着光芒。
我開始意識到，與司鐸們越多的互動，越能夠明瞭我與天主的關係。它已經成為一種更緊密的關係，牢固地建立在愛的基礎上，同時又不放棄隨之而來的尊重和敬畏。
試問有誰能幻想一個沒有司鐸的世界或教會呢？起碼我不能！讓我們一起養成一個每一天都為世上的每一位司鐸祈禱的習慣；但要謹記，不是為做而做，而是出於愛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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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Law，天主教澳門教區秘書長劉偉傑司鐸的母親，現居香港。上文為她於九龍玫瑰堂演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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