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Marco Carvalho
翻譯及整合：梁浩然
歐若石（José Oliveira Marques）執事出生於美國，但在本週六（21日）的晉鐸禮後，將留在澳門教區服務。歐執事的父親是葡國的移民，而在他童年時，父親的離世改變了他。他在接受《號角報》專訪時，明言自己在「新慕道之路團體」這個團體內，不僅找到了一個新的家庭，還找到一直缺乏的答案，這讓他堅定了自己的信仰。
歐若石（José Oliveira Marques）是誰呢？為何會選擇來到澳門晉鐸？始終晉鐸也是一件人生大事⋯⋯
這是一個很寬的問題。我今年29歲，在美國出生，但父母都是葡國人，他們於科英布拉（Coimbra）附近的百拉達法（Bairrada）地區出生。他們像許多葡國人一樣，都是過着平凡的生活，他們是農民。他們在生活艱苦的條件下，在1989年移居到美國，以尋找更好的生活條件和環境。初到美國時，還沒有孩子；到了1993年，我出生了。我還有一個與我相差四年的弟弟。我們在美國長大，我們所居住的地區有許多來自葡國的移民，屬於一個強大的葡裔美國人社區。我就是這樣與其他葡國人社群，並以葡文舉行彌撒。
你是否天主教家庭中長大呢？
對，我出生於一個傳統天主教家庭，像大多數的葡國家庭一樣，我們每個主日都到聖堂參加彌撒。我在美國的堂區，由於那裡住了很多葡國人和巴西人，所以都會以葡文舉行彌撒。我小時候的生活就是這樣相安無事，但隨着年紀漸漸長大，難關亦隨之增加，例如是父母的婚姻和生活的困難這些一般人會遇到的問題，導致家母不能承受，繼而離開了我的父親。為我來說，這是我人生中烙下不能磨滅的印象。我記得當時我只得九歲，我對媽媽說：「媽媽，辛苦你了。但我覺得這對我很不公平。其他人都有爸爸，我現在卻沒有了。」媽媽見狀便對我說：「我兒，天父就是我們的爸爸！」父母的離異令我十分難過，並經歷了一段痛苦的時期。之後，我父親需要回到葡國，一直到了2005年，他離世了，那時的我大概只有十歲。他的離世對我的打擊極大，我開始沉迷於電子遊戲；GameBoy成為了我的羈絆，與我一起逃避這世界。但當我成熟點後再回想，就是在這段時間，天主在我身上做了工作，讓我遇上了「新慕道之路團體」。
這條「路」怎樣幫助了你？
首先，「新慕道之路」給予我一個團體去過我的信仰生活，這種團體生活幫助我去堅持我的信仰。其實對基督徒來說，維持自己的信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生活聖潔的教友如是，為犯罪纍纍教友亦如是。團體的生活令我體會到我並不是孤單的，這個團體的每位成員清楚認識我的為人，這包括我鮮為人知的一面。透過這個團體，我更清楚了解到天主對我的愛，不論我的為人，或是我所做過的事，這個團體就是祂讓我感受到我的信仰令我不再孤單。有了他們的支持，我能夠更堅毅地走我的信仰之路。
天主將澳門放了在你人生路上，來到澳門你覺得有甚麼挑戰和阻礙呢？
我18歲時去到台灣，然後我現在來到澳門，感覺這兩個地方都面對着其中一個相同的挑戰，甚至連普世教會都正在面對的一個挑戰。我們正處身於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每時每刻、每樣事情都在急速地改變，每人都嘗試着為問題去找出路，但找到時往往已經有一堆新問題出現了。有別於歐美，天主教信仰在台灣或澳門都不是主流。在歐美地區，基督宗教可以說是他們的文化基礎。不過，這也是一個優點，因為亞洲的情況與歐美剛剛相反，歐美的人對基督宗教有一套固有的認知，在歐美傳教時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當地的人覺得自己已經很熟悉天主，覺得我們沒有新的想法可以帶給他們；相反，亞洲人當中也有聽說過天主，但普遍卻沒有對基督宗教存有偏見。我認為當我們遇到信仰天主的人，不論是否教友，他們會更願意跟你敞開心扉去交流，跟歐美不同。始終，基督宗教對亞洲人來說是比較新的認知。
你覺得澳門人更容易接受天主的聖言嗎？
確實如是。這裡有一部分人並沒有我剛才提到的基督宗教的文化基礎，所以這是個更大的挑戰。給你一個例子：當我們走上前跟一個人說：「耶穌死了，但是祂為了你死而復活了。」這對他有甚麼意思呢？我們需要做很多的解釋才能讓他們明白，這就是在這裡傳教的挑戰。若然我將同一句說話在葡國或美國問一個人，他很人可能會回答我說：「我知，但與我無關呢。」所以，對他們來說基督宗教幾乎是全新的，這是個挑戰，亦是種優勢。
距離晉鐸只有數天，接下來的幾年你應該會留在澳門吧。那麼你覺得廿年、卅年後的你會是怎樣？
我將會被祝聖，成為澳門教區的司鐸，而我盡量也不去想未來的事。我將會被祝聖去服務澳門教區，但若然上主計劃我要到其他地方服務，無論是回到美國還是繼續留下，我也絕對欣然接受。只要我能夠與我的團體一起、與教會一起、與天主一起，我就會滿足。天主在我一生的歲月中不斷展示祂與我同在，而我無論身在何處，我都清楚知道我同祂在一起，所以我並不孤單。就這層面來說，面對明天會發生的事，不管祂要我到地球的哪一端，我都充滿喜樂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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