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余漢釗
信仰是研究事物的起因及其現象,而科學則着重其中的過程。這說法並不是挑釁,反之是證明基督信仰與科學間的歷史關係。從教會的角度來看,首要是認識「為何」而不是「怎樣」。但對科學家們,如伽利略及其同期的學者,他們研究的是「怎樣」,然後是方式。教會尋找的是事物最後的意義。到了這分界線,對雙方來說,亦可能是最難的一點,就是科學與信仰分道揚鑣。
問題出現了。科學方法及科學本身脫離了教會又或是神學的監察是很危險的事。但教會並沒有思考過這問題,更好說是從無想過。脫離監管最大的危機是科學取得的成果不再受教會所控制,而整個世界變得世俗化了。
問題很複雜。設想大部份神學家們或那些對此問題有研究的人來說,天主與自然同時是聯繫在一起,但又是分開的,這會是怎樣的呢?去研究一樣事物卻沒有了另外的一樣,那是很嚴重的問題。在那年代,這是沒可能的事情。
基督徒道德良心的悲劇
在十七世紀,基督徒的道德觀念分裂為崇尚新科學,新科技以及遵守宗教的要求。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應是法國神學家及科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他死時只有39歲,但留下了等身的科學研究的著作,到了今天還在浩瀚科學界中發出耀眼的光輝。不過在那個年代,他還是感到忐忑不安。對自己存在的問題與尋找知識之間他不斷地受到兩種真理——信仰與科學——痛苦的煎熬。他沒有尋求聖經與科學家們之間的調諧,只是試圖解釋雙方所表達的論證。但值得一提的是這名學識淵博的法籍科學家一生都保持着天主教的信仰。
亞巴郎和依撒格、諾亞及聖經的天主,在帕斯卡的心中說話,而數學、微分和精準的學術之神卻在理性及實證的智慧打動他的心靈。兩者之爭令他很不安。他在天文學所揭露的無涯的天際中尋找天主。但在犧牲、寛恕及希望卻找不到純科學。所以。很多光明會、百科全書派及其他人士,如達朗貝爾(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便在十八世紀期間強調科學及其帶來的進步是與聖經的啟示不相容的,因為是不能證實的或是物理學上能找出答案的。因為上述的立場,這些人士在基督徒的世界裡,都被冠以被人收買者、放盪的人或是狂人。整個世界變成了兩分極端,不是白就是黑。
到了十八世紀末期,在這爭議之中,吹起了一遍平衡之風。但不要對此存有幻想,以為問題從此解決了,因為又再次陷入争端和對抗。事實上,很多科學家開始越過了科學的界線,走進形而上學的研究裡,而那裡他們讀的不是物理或物質了。他們得出了結論是用科學證明了天主不存在。這樣子,世界又再次回到科學與信仰之爭。在這條路上,到了十九廿紀,實證主義派與科學同路人負起了消滅宗教的任務,他們稱之為過去了的及完結了的世代的化石。同時,參與其中還有德國的唯物主義者和英國的不可知論派,如史賓沙(Herbert Spencer,1820-1903)和史超域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但亦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基督徒的科學家,堅守着自己的研究而不理會他人的說話,自由地工作且絕不受良心的問題所影響。此外,還有很多司鐸,不論是教區或是修會的神父,在學院裡或是在教會的機構中,繼續進行科學研究工作,其中很多位更是隱姓
埋名地進行的。植物學,動物學,數學,代數幾何,化學甚至地質學等科學吸引了很多神職人員去研究。這些也是在修院及天主教學校所教授的科目。但科學與信仰之間的緊張情形仍然維持着。一些例外並未把各自的立場間的熾熱討論平息。
十九世紀中葉,這緊張局面彷彿達到頂點,一切科學、哲學及歷史都是針對著教會,成了信仰的危機。一名神學家甚至質疑傳統的神學和任何時代的概念。達爾文把以往的一切都摧毀,雖然這並非其真意。他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成了攻擊基督教會的主要工具。如果人類是源於猿猴,怎去解釋世界是一個智慧的神所創造,怎解釋這是因為神愛世人而創造的呢?既是這樣,亞當與厄娃便不會存在,但怎去解釋原罪的發生和哪需要有救世主和基督的呢?因此,天主在這方面便只可能是一種無需要有的科學假設。這就是對教會、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最猛烈的攻擊。
創世只需要六天,但達爾文卻認為根據物競天擇的原則世界的進化是用了很多億年的時間的。各式各樣的反應,由冷嘲熱諷及全盤接受的都有。究竟達爾文和他的理論想表達甚麼?他想引入一種相對的理論來解釋世界的存在,而無需要神的絕對權威。世界是根據自然定律發展的,而非神的干預的。一切理論差不多不復存在。但只是差不多。因為信仰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