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這是一個回歸天主教會，或是聖公會自我革新，又還是天主教在英國地區的革新運動呢？這運動引起了很多問題，在個別情況下拉近了聖公會與天主教會間的距離，那可能是雙方面接觸的第一塊里程碑，我們可以說對兩方面都很重要，但毫無疑問那是在教會困難的時間注入了生命力和吸引力。「牛津運動」是聖公會的思想家研究基督教的起源，而他們中的大部份在1833年至1845年期間皈依了天主教。他們之中最著名的是聖若望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他於1845年皈依天主教並於1879年晉升樞機。
一如前述，英國是因為教宗拒絕特赦英王亨利八世的離婚請求而於1534年脫離天主教並成立聖公會的。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一班牛津的聖公會教徒推行一項回歸天主教的運動，很多人亦因此而皈依。事實上，他們是皈依還是回到基督信仰的根源呢？我們希望在此作一分析，但亦強調該運動亦是天主教會的強大生命力和吸引力，以及就算在十九世紀如此艱難的時期，亦能不斷作出靈修的更新。同時亦說明了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的知識分子並不只是關注政治的意識形態及理念，或英國只在消耗進步、工業化、經濟及物質化所帶來的能量，或只在推行世俗化的過程。反之，在知識的殿堂裡，如在最高的學府牛津，很多知識份子沒有放棄反思、批判性思維以及正確的物理及自然科學。這些人當中，有那年代最偉大的科學家及思想革命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他還曾在劍橋攻讀神學呢！
精神的復興
牛津運動就是在1833年至1845年間在聖公會內發生的一項精神重整運動。其發源中心是在牛津大學，而大部份運動的核心人物都是那大學的。在此必須要重申的是那年代在英國，大學、教會和政府是互相依存的，故牛津運動對十九世紀的英國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運動的核心人物，如若翰基布爾（John Keble，1792-1846），里察弗雷德（Richard Hurrel Froude，1803-1836），聖若望亨利紐曼，愛德華普西（Edward Bouveric Pusey，1800-1883）等，都是學術界響噹噹的人物。
十九世紀是自由主義及物質主義的年代。牛津運動希望能把它帶回到基督信仰的源頭，研究從前的教父及先代傳道人著作筆下的傳統，檢視教會的神聖起源以及傳自宗徒的正統，還有深入探討聖事的理念，特別是最後晚餐建立的聖體聖事。所有這些研究的目的都是肯定及証明教會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
在英國，政府是施壓及控制着教會的，並且動用國會議案來恐嚇牛津學者及聖公會架構。政府處處維護敵視宗教的團體，而在1833年更取締了愛爾蘭的十個聖公會的教區，使人感覺到政府在干涉聖公會教會的內部事務。若翰基布爾公開控訴國王、大臣、國會及國家，並指他們要為「舉國叛教罪」（National Apostasy）負責。從1833年7 月14日起，該運動正式揭開了序幕，並從講台上伸展至整個大學及至漫延到全國。
他們的第一個行動便是派發命名為「時論冊集」（Tracts for the Times）的單張，在那裡引述了紐曼在聖瑪麗教堂的講道，而亦是在這教堂基布爾宣佈了牛津運動的成立。非常關心及渴求了解一切的群眾湧向大學的教堂，其中包括了很多在攻讀神學的學生。紐曼感人的演講打動了在場的人士，且一舉成名。「時論」的目標是闡明聖公宗是早期天主教會的延續。在其後的九年中，不斷地繼續刊登了更詳盡的講道。
在其時，運動的領袖雖然承認某些天主教的原則，但他們仍然是反對教宗的。他們的意見是聖公宗的危機在於容納了新教的教義及忘記他們的公教傳統，而聖公宗亦變成非羅馬亦非新教，只是公教。這時候紐曼於1839年開始發表了他對早期的異端（如基督一性論monophysismus及多納圖斯派donatismus）研究結果，他解釋了羅馬方面對這些異端教派的立場，並開始反省他本身的反教宗立場。他發現了自身對天主教會有着很多偏見，特別是對神職人員及神學家的看法，從此他把他們看成為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先驅。1841年2月27日出版的「時論」，紐曼發文嘗試証明1562年所頒佈的聖公會三十九條信綱（Thirty Nine Articles）與天主教信仰並無抵觸，亦沒有矛盾。只是改革派才想把它們矛盾化而己。
牛津方面亦作出了立時的反應，「時論」被所有人譴責。大學當局及主教們多數都反對該運動及與天主教拉近距離。紐曼只好停止爭論而退居牛津附近的烈圖摩（Littlemore）堂區，並於1845年10月9日正式皈依天主教。事實上，在他之前及之後，很多人己經作出了同樣的行動。聖紐曼的皈依結朿了牛津運動，但令英國很多人回歸基督徒的生活及接近天主教的信仰，並因大量的中古時代神學作品的重印而豐富了文化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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