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教難中的高一志（2）】南京教難的原因
文：段春生神父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五月，南京禮部侍郎沈㴶給萬曆皇帝遞呈了《參遠夷疏》。該文章作為中國士紳反對天主教的先聲，標誌着南京教難的正式開始。對於南京教難有許多學者做過仔細的研究，從各個角度嘗試探究造成這一教難的原因。
在此，我以高一志在1618年於澳門給耶穌會總會長阿奎委瓦的年信作為出發點，以高一志身為整個事件的親歷者及受害者的視角審視造成南京教難的原因。眾所周知，與高一志一同經歷南京教難的曾德昭神父（Alvaro Semedo, SJ, 1585-1658）曾寫有《大中國志》一書，其中有一章專門描述南京教難。經過比較發現，高一志在1618年的年鍳報告中對南京教難的整體回顧及導致教難產生的原因所做的系統而深刻的反思，比曾德昭的敍述有過之而無不及。
關於沈㴶之所以反對教會，高一志認為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沈㴶對未能反駁利瑪竇和徐光啟對佛教的批判感到很憤怒和沮喪。
（二）獲悉沈㴶的一位僧人朋友寫了一篇攻擊教會的文章，徐光啟在一夜間迅速地寫了一篇為教會辯護的文章，這篇「反駁的文章所產生的效力使這位僧人飲恨而死。」
（三）沈㴶本來是利瑪竇的朋友，在北京和耶穌會神父們很熟悉，只是，在北京發生的幾次與宗教相關的爭論中，沈㴶都被徐光啟和楊廷筠所擊敗。沈㴶由於徐光啟和楊廷筠提議將修曆的工作交給傳教士而更加惱怒。
（四）南京的僧人們給了沈㴶大筆錢，希望沈㴶將傳教士驅趕出境。
（五）「一個朝廷高官鼓勵聳動沈㴶保護佛教」。沈㴶本人是一個愛慕虛榮的人，他覬覦內閣大學士的位置已久，希望通過自己積極捍衛中國傳統文化的熱忱，能得到皇帝的賞識和提拔，青雲直上，以達到自己在政治上高升的目的。
（六）沈㴶與楊廷筠是同一年考取進士，且是同鄉。當他被任命為南京禮部侍郎後，宴請楊廷筠，當席間有不雅的歌舞和猥褻的舉止時，楊廷筠面帶慍色說這些不符合天主教的誡命，當場拂袖而去，致使沈㴶頗為不悅。
（七）一個住在南京耶穌會院附近的人，純粹為了妒忌，控告傳教士無理的行為，說他們會顛覆國家、危害老百姓的安全。
以上是高一志歸納導致南京教難的原因。他從一個苦難親歷者的角度，對教難做出的分析和解讀，是可以理解。高一志也許沒有意識到導致教難發生，還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及文化意識形態的原因。這主要是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以捍衛宋明理學的儒家的權威及正統性為己任。他們「時刻提防着破土而出的新思想。他們一直在維護着宋明理學的虛幻的神話」。因為在他們看來，「宋明理學給出的是關於真理和道德最終定義。而任何其他的關於真理或者真理來源的學說，不僅是異端邪教，而且不逆不道。」
在這些文化保守主義者中，以沈一貫、方從哲和沈㴶等浙東人物為代表。沈㴶可作為其中最具權威的代言人。他反對天主教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天主教是標新立異的新事物，在儒的經典中找不到天主教所講的內容；天主教不承認皇帝為最高精神權威，天主教斷言，它的道德體系要優於正統儒家所主張的經典的五種關係，同時也比後者更為全面和廣博。」除此之外，也由於徐光啟幫助傳教士在曆局工作，以新曆替代舊曆。在他看來曆法關於天象，是關係到國運興盛及國家興亡之關鍵。當然也是出於對天主教的敵視，更為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沈㴶竭力掀起了一場迫害天主教的運動。
教難之所以發生，當然還有文化的差異，以及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誤解。比方傳教士被控訴為「掌握神秘的煉丹術，新入教人都要起一個十分陌生的外國名字；教友們一律都被教如何劃十字，這是因為他們要發動革命，而劃十字是他們使用的暗號；在外國人的住所裡藏有武器等。」本來天主教教友在受洗時要取一個洗名，學會劃十字聖號作為信仰的標記，而這些卻因特殊的歷史場景產生了誤解。一些標記被誤讀和誤解與當時朝廷鎮壓的白蓮教有關係時，一場教難就無可避免地發生了。
其實，沈㴶早在1615年初抵南京履任禮部時，就注意到高一志等南京傳教的活躍情況。翌年（1616年）五月，沈㴶向萬曆皇帝呈上了他的第一份奏疏《參遠夷疏》。在奏疏中，沈㴶將高一志列為南京教難的首犯，對在華教士的傳教活動進行了責難，並要求萬曆帝下旨懲處這些私入中國的「遠夷」。
沈㴶為了表明對高一志的情況已瞭如指掌，他補充道：「臣近細詢閩海士民識彼原籍者，雲的繫佛狼機人。其王豐肅，原名巴里狼當，先年同其黨類，詐稱行天主教，欺呂宋國主，而奪其地，改號大西洋。」可見，當時沈氏對高一志的了解極為有限，竟然把高一志的外文名字阿豐索（Alfonso Vagnone）誤讀為「巴里狼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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