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春生神父
《徐光啟傳》談到「公臨歿之際，惟內外孫二人……及啟笥篋，惟敝衣幾襲，銀一兩而已。……御史奏：『光啟蓋棺之日，囊無餘資，請優恤以愧貪墨者』。帝納之，特遣文書官卞希孔齎賜白金、表裡、燭帛、香油、白米、柴炭以給喪事。」
徐光啟晚年官至「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可以說是位極人臣。問題是，為什麼位高至此的一位大臣死時會如此清貧？我們可以試問徐光啟病故前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的錢又做了何用處呢？
懷着這樣的好奇心，通過對明代官薪制的初步考證，得知史家早有「明官俸最薄」之說，明清鼎革之際著名思想家、史學家顧炎武對此曾深為感嘆，「今之製祿不過唐人甚二三」，及「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官員們「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不足以資生」、「困於飢寒」的抱怨不絕於口。從這些史料中得知明代官員薪資很低，這或許可能是導致徐光啟「囊無餘資」的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他的兒子徐驥在《文定公行實》中，給我們列出了一些徐光啟逝世前一年額外收入的詳細數據，其中：「1632年十二月皇三子命名，頒賜銀15兩，1633年癸酉年元旦頒賜銀30兩，七月二品考滿，加太子太保，尋遣中使賜鈔二千貫，八月因進封貴妃冊印，頒賜銀二十兩，賜紵絲一表裡，九月貴妃冊印禮成，頒賜銀二十兩，賜紵絲一表裡，錢二千貫。九月因皇四子命名頒賜銀十五兩。」不到一年，徐光啟的收入為100兩白銀，錢4000貫，相當於41萬美金。然而十月初七逝世時，「只剩銀一兩，舊衣數件」。我們可以試問這些巨額財物都到了哪裡？
這裡面不能排除徐光啟將大部分錢財寄回家，貼補家用的可能，1628年之後徐光啟回京任職，家人沒有再跟隨前往，仍然居住在上海，只有徐光啟自己在北京，居住在京同鄉會館。
按照文獻記載，徐光啟極有經商和大規模種植生產的能力，比如他在多封家信中指導家人如何選擇作物或蠶的品種，從而在競爭中佔優勢，又比如1613年之後在天津用很低的價格獲得荒地屯田500畝，雖然頭一年試種水稻等沒有像樣的收成，但很快就和佃農分享到成功，四六分成。可見，他不是沒有能力賺錢，也非有什麼不良嗜好，而只能表明他生性勤儉，淡泊於物質享受，正如他的兒子所言「良由平生勞勤，習與性成」，而且「為人寬仁願確，樸誠淡漠，於物無所好。」
若是這般，「囊無餘資」所激發的道德感染力想必大打折扣。然而，他的孫子子默曾經感嘆說，祖父去世之後，家族沒有錢編輯出版爺爺的著作，「家業荒涼，糊口不給。壽諸梨棗，河清難俟。」這裡不僅僅可以直接推論到徐光啟著述甚豐，如若出版全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是徐光啟沒有給家族留下多少財產的一個例證。
至於徐光啟的錢財去向問題，我們在眾多的文獻中可以找到答案。如根據鄧恩考證，「他的收入只夠維持他自己和他家人的生活。皇上為表彰他的傑出貢獻賜給他的獎勵，他都用來做了善事。在他過生日的時候，他發放了四大筆的救濟：向有病的人、向在牢獄中的人、向老年人，以及向傳教士們發放用於救濟天主教徒的錢。在一些受災的省份，當地人稱他是『窮人之父』。身為大學士，徐光啟享有最高的權利，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生病期間，陪伴他的耶穌會士注意到，他竟然連買普通藥的錢也沒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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