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仁愛和慷慨是十九世紀最迷人的一面。是在那政治動盪年代（Years of Lead）、困難重重和貧窮、病痛、飢餓及戰爭的年代中，教會帶來無窮安慰，亦是教會為那一切艱苦提供了無限創意的答案。如果意識形態及理論的對抗中得到的成效很少，徒令傷痕累累，那麼教會帶來的答案卻是實用和積極的，展示出教會的創意及果斷，減輕苦難及尊重人的價值。教會從未如此快速尋找出解決的方法，並超越了提出問題及討論的時間。就算信友減少了，教會亦會自我革新及創造力量來應付社會出現的貧窮以及社會的進步。
十九世紀很多新的修會成立了，他們的目的是應付及幫助罪犯、年青人、孤兒、賣淫人士、無依無靠的老人、病人及臨終的人；換句話說，所有那些被物質世界所遺忘、遺棄或不重視的一群。那些終日受貴利困擾，餐桌上連一個麵包都沒有的工人，教會並沒有把他們忘記。那些沒機會受教育的人同樣地亦沒有被遺忘，因為教會的另一條工作戰線，便是免費教育，當然這是從新教那裡學來的。具體地說，女子教育是新教和天主教致力在教育的新旗幟及創新的成果，且是非常成功的。
但困難仍存在
今天，我們如果翻查十九世紀任何組織的歷史，我們將會發現成立了很多救人扶貧的宗教團體。它們令教會及整個社會的生活更新。市區、街道、廣場、工廠大門、郊區、醫院和窮人的飲食等等一切都是新團體的活動範圍。它們是在困難及逆境中產生的，故樣樣事物都是親力親為的。話雖如此，這些新興的教會仁愛慈善團體受到的批評及打擊卻不少。它們不斷地被抹黑及打壓，被指控為想取代政府、不摘手段去爭取新信眾、重召那些離開了的人，塑造一個新的正面形象但卻是維持着古老的傳統。那些新派社會運動及政治人士指控教會為宗教君權勢力，而教會所作的一切同情、手足之愛及彼此扶助都是騙人的手段。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當然，我們不可忽視的事實，就是很多工人及家人認為教會傳統守舊、變得衰老、對現實妥協，又因高傲而表現出惰性、不作為及無能，而決定脫離教會。這個衰老的教會不懂適應新的城市、工廠、新的經濟、勞動、社會、工人階層，這些人遠離堂區及教會生活，且不再遵守宗教的生活。他們不再去聖堂祈禱，但是教會要去尋找這些失落的人啊！可惜當時的教會遲了點去明白這變化。但已有一部份愈來愈多的人不再信天主的道理或任何宗教，他們一離開農村的堂區來到工業城市後，便把一切信仰抛諸腦後，只去追求幸福的生活，而這卻是永遠都沒法找得到的。失去宗教信仰的人不斷增加。本堂神父的心靈安慰，堂區的社交活動，節日的歡樂聚會，堂區教友間的友情，和在困苦中彼此幫忙和照顧，都一一成為了回憶或徹底地被忘記。在這新的社會中甚麼都不再存在了。
人們信仰的只是財富金錢，而非天主。舊時農村及舊教會的一切，都不再適合新城市的模式，且無對應的答案呢。社運及受困於工廠和街頭以及集體痛楚的工人，在俗世的社團中比較在古老傳統的教會內受到更佳的對待。這些十九世紀的社運在言語上、理論上以及重要的行動上，更受重視及吸引。
當然亦有例外的，如在美國、歐洲的基督徒移民有很積極活躍的教會組織，這些教會盡量迎合這些新的移民團體，有能力收容及挽救那些失落了或遠離了的人。在這裡是必須要提卜維廉（William Booth，1829-1912）及他所創立的救世軍（Salvation Army），遍及英國、美國及不列顛帝國。卜氏肩負起對抗工人階級所遇到的苦難、經濟、民生和倫理上絕望的環境，向他們提供收容和支援兒童、妓女的中心，另外還有農民合作社、窮人信貸社或協助移民到殖民地等。
1891年，教宗良十三世頒佈《新事》（Rerum novarum）通諭，這是教廷第一份深入探討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當中譴責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並承認私有產業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及社會價值，政府的任務是推行公眾利益及公共和私人的幸福，從而反對自由派政府對社會的漠不關心，接受工人有權要求合理的報酬，但反對階級鬥爭，不過接納結社以保障大眾的權益。 今天，我們重讀該文件的時候，會覺得它很簡短，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它對天主教的意義非常重要。這是一份實事求是的文件，沒有烏托邦式的夢想，亦沒有擯棄工會或工人階層，它只是以福音及自然的權利去分析社會現狀和給出答案。那是教會的社會主張，以回應社會問題和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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