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十八世紀是一個變更的年代。啟蒙與革命把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變得與以前不同；其中，教會更是改變得最多。有人說，變幻是永恆的。十八世紀的變動十分之多：分裂、革命、破裂和危機，一一威脅着脫利騰大公會議（1545-63）所帶來的穩定及改革。教會對巴洛克的影響受到了啟蒙派、理性派及革命黨人的質疑。但如果光輝與榮耀是互相輝映，那教會就在搖晃及危機中屹立不變，同時在啟蒙的年代中尋找適應的改變。
人類從恆久以來都在尋找着自我、自己的由來、自己的生命與歸宿和自我的宇宙。生存及死亡永遠都是人類渴求清楚真相的。到了十八世紀，人們開始崇尚理性，而很多時把天主忘掉或相對地把祂放於次要的位置。很多人提出了與創世不同的理論，或是對創世紀作出新的詮釋，而不再只是作字面上的或不可作的爭辯，如出谷紀、大洪水或基督生活等。
十八世紀強調要以理性角度來重新閱讀及詮釋。故可見教會的處境日漸困難。教會的結構、工作及本質受到很大的質疑。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長時期留下了很多裂痕和傷痛。宗教的裂痕削弱了天主教及新教的影響力，因為雙方之間的鬥爭及分裂，引來了猛烈及公開的抨擊。宗教成為了世界撕裂的源頭。理性奪取了原屬教會對世界及人類苦惱的專有解釋權。自然神及宗教冷漠就是這過程所產生的後果。
理性的工具
理性主義人士指控宗教是萬惡之源，一句說話，就是錯誤的。民眾雖然對此抱着懷疑的態度，但認同及肯定的人數卻與日俱增。百科全書派和光明會人士相對地以包容態度去看待此事。但最終都反對各派宗教，特別是天主教會，指摘她過於嚴苛、不透明及不寬容。教條主義及狂熱，亦是加諸教會之上的罪狀，因而產生對抗、死亡及痛苦。
宗教傳統亦受到質疑，它的信念及慣例備受抨擊。傳統慣例亦備受質疑及受到猛烈抨擊。超自然事物及一切有關的解釋，都失去了影響力，把很多現象說成是超自然力量的解釋，已經不再有效。相反，預定的說法更受到人們的重視。傳統由進步所取代。對很多人來說，宇宙並非由天主所主宰，而是一如英國的啟蒙學者及自由主義之父若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所說的「大機器」。這大機器是由理性所推動的，但它也是一個神聖物體，不過我們不清楚它是甚麼，亦不知它是由甚麼所組成。更出奇的是對他本人、啟蒙派學者及理性人士來說，這些不清楚的事物及疑惑，已足夠把天主由那個神聖物體所取代了，而他們卻是批評神靈、超自然與奧秘最激烈的一群，他們認為聖經的啟示就是最把事情複雜化的呢！
人性本身是善良的，是沒有受原罪所害，然後需要神聖的救恩來解救的，這是新人類學家，如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是François-Marie Arouet）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等人的理念。人自己本身有足夠能力，運用理性去找尋快樂、發掘真理及行善，而無須天主的助佑。理性是平均分給每一個人及民族的，而這就是唯一找尋真理之道。
那個時候是否定啟示、奧秘、超自然及形而上學的年代，是崇尚自然神宗教的年代。神性是一種離我們很遠、無法認識，但困擾着我們的問題。那是用另外的一個名字是稱呼天主，但其實祂是具備了同樣的一切特性的，唯一的不同是怎樣臣服於祂。用另一種說法，不是夢想或是形而上的幻覺，沒有神聖教條，沒有奧秘，沒有教規，而是用自然及自由的規律來服膺於祂。
人的個人良知，很多時在敬畏天主及世上君王一事上，引起衝突。對理性派人士來說，人的自由及個人的良知、運用理性來作出批判，是與生俱來不可分割的兩種權利。 基督所啟示的絕對真理與包容以及相對的理念，是對立的；現代思想概念取代了古老的封建制度，而自由思想則代替了教會的等級訓導地位，同時自然宗教及「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則與福音及原罪互相對抗。啟蒙理性派的自然神學者認為只有可明白、證明、量度、有重量的才可相信，其他如天主教所宣揚的奧理都是不可接受的。唯心派大師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甚至認為宗教作為一種崇拜及思想必須要規範於理性之內。
整整的那個年代都由一個新時代、新社會及新哲學所替換。傳統要讓位給自由，權力要分散，而歷史只是為了否定神權而已。人與神之間的中介調解工具被否定了，如信理、體制、啟示、正面的宗教全受到否定。天主教會甚至被伏爾泰嘲為無恥，而要求把教會消滅，當然是以非直接的方式及暗地裡來進行，他並沒有如百科全書派一樣公開地攻擊不同的教會，指控它們鼓勵迷信、毫無包容及粗暴對待，是對進步的阻礙。人本是善良的，他需要的得到指導而已。理性便是他的指路明燈。故此，還要教士和教派來做甚麼？
教會開始受到這些理論的逐步侵蝕，人們的思想改變漸漸影響了信德的世界及救贖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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