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FAUSTO GOMEZ OP
譯：何紹玲
在這專題的第二部份，我們會在活體器官捐獻和接受器官捐獻者這些議題上作點思考。
- 器官捐獻者：活體捐贈
在活體器官捐獻這議題上，主要的兩個倫理問題都與身體的完整性和捐獻作出允許。有關活體器官捐獻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可以是自己的活體器官（例如腎臟）的捐獻者嗎？
作為人類, 我是一個個體，也是一個人，更是人類家庭成員之一；作為一個自律的個體，我是不可分割和獨特的：我便是肉體加靈魂，或精神體進入血肉。我是個別 人士，所以我不僅是自律的個體，更是（他律）關係性存在者。我是人類家族的一員，我以愛和團結的精神與他人團結在一起。
作為一個基督信徒，生命是屬於天主的，我只是我自己生命的管理人，也是聖教會內耶穌的一名信徒，是信、望、愛的團契。我的本性和信仰與其他人（即受造物和天主的兒女）是有關聯的。作為好的管理人–一名看守人和行政人員–我必須好好地照顧我的生命和健康。所以，要當好的管理人，在一般情況下，便要積極地照顧自己的整個身體及其所有器官；而反面的角度便是不該毀傷自己的身體或任何健康的部位或器官。但鑒於特殊情況，好比對基本健康已構成障礙，切割或移除某器官是允許的：例如切除壞疽的脚；一切也是為了整體的生命和健康（自體造型的移植也需道德地遵守整體原理）為大前提。
若以身體作為整體而言，倫理學家會區分為解剖完整性和功能完整性。解剖完整性即身體的所有器官都受到尊重–身體完整；而功能完整性即身體的功能受到尊重–有效的身體功能。解剖完整性有別於功能完整性，要過基本健康的生活是需要功能完整性；而解剖完整性可沒此顧慮。因此，功能完整性是要付上道德責任的，也就是說：『這是決定活人在移植上的道德問題關鍵因素』（作者引用Benedict M Ashley, OP and Kevin D. O’Rourke, OP） 。一個很好的例子：移除一個腎臟是不會嚴重損害身體的基本功能，單靠一個健康的腎臟便能過正常生活；所以不需要第二個腎臟『去證明個人身份或生育身份，至於功能完整性對腎功能衰竭或高血壓的長期風險亦較低』（生物倫理學家Angeles Tan Alora, MD）。故此，天主教教理（CCC，2296條）這樣寫：「若為了延緩他人的死亡，而直接引發另一個人的傷殘，或者死亡，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
不是所有器官也可以移植的，例外的有大腦和生殖腺， 它們分別與人的個人身份（大腦）和生育身份（生殖腺）有關，都是因為［人的獨特性］和［醫護界竭盡所能去尊重和保障］的原則（新修訂的《醫護人員憲章》）。
捐出一個腎，我做得到，但我實在沒義務這樣做。這並不是一個義德的問題——即使捐獻者有可能是親屬關係——是團結或愛德的問題，這對我來說比去除我的腎臟可能涉及的輕微風險來得更重要。這個器官對捐獻者、接受捐獻者和整個人類都是良好和有益的事，是一份自由而慷慨的禮物。聖若望保祿二世認為器官捐獻是一種勇敢分享的行為。
第二個問題是：我或你，在捐贈器官時，是有需要提供知情同意的嗎？器官捐獻者是必須具備自由和知情的同意。為了能夠做到這一點，身為捐贈者的我，是應該對獲取器官者有充分和真實的了解、醫療手術可能做成的影響、和涉及捐贈後對生命或健康帶來的後果和問題。
- 器官捐贈：接受捐贈者
第一個要作答的問題是：捐出的腎臟對接受捐贈者是有利的嗎？腎臟移植，或其他器官移植，似乎是有益的，只要：是沒有更好的治療選擇；移植的好處大於接受者所要承受的負擔和風險；接收的腎臟與接受者的身體是相互兼容的；對器官的接受者來說，如果擁有一個優良的預後報告等等。
第二個要面對的問題是：接受捐獻者是否享有自由去同意器官的移植？接受捐獻者給的知情同意是應該在得到適當的通知、並在清晰了解被提供的資訊後作出的決定。
還有一重要問題：誰應該接受這些待移植的器官？在相關受惠者並不存在重大的道德問題；如捐贈者可以選擇把這禮物送給哪個受惠者，而彼此也不是直系親屬的話，應該沒什麼大的問題，但如果器官是捐贈給某中心或某公立醫院，然後把這些待移植的器官，再另行分配時，問題就出現了，在移植的器官上的分配，可能會牽涉法律和道德問題。
鑑於器官的稀缺和等侯接受移植者的長長名單，誰應該得到某器官：是我團體的成員？是我國公民？還是來自另一個國家的公民？我們應該照顧本地的人？還是照顧國界的腎臟待移植受惠者？甚至不分國界？當中有主張無邊界的、有堅持要國界限制的、也有贊成區域邊界的（雖然不是完全），例如北歐的國家。雖然最理想的是無國界，但也可能會贊成部分開放的國界有利外國人：仁愛始於家，但不應止於此……這是很多國家目前採用的政策，包括澳門在內。
最重要的：便是不論在國家、在區域、或有世界社會公正的地方，都不該因族裔、宗教、性別、年齡或社會經濟因素而有所歧視。任何國家的公民，在權益和尊嚴方面基本都是平等的，因此必須得到平等待遇……平等個案便應得到平等待遇！
誰才是最佳接受器官的的人（醫療效用）？誰才是有需要人士中最有需要的？需要和治療準則都有助於決定誰該受贈。又是否需要遵守常態這種規則，例如［先到先得］？用抽籤的方法可行嗎？無論如何，應先考慮利益和負擔的公平分配作為配送的道德原則。還有一點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有關部門在經過適當的公開討論後，才立下標準和政策，如何去分配器官。
我們用若望保祿二世（2000年8月29日）一則富啟發性的文本作結束：「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在分配捐贈器官時，要抱着一個明顯的道德原則：絕不應具有［歧視性］（即不該因年齡、性別、種族、宗教、社會地位等等而有所影響；或偏袒［功利］，（即基於其工作能力、對社會之價值等）。 相反，在決定誰應優先接受器官時，應根據免疫學和臨床因素作出判斷。任何其他標準都只是表明這決定是武斷和主觀的，更不會考慮每個人的內在價值，故不應被任何外部環境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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