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祖賢神父
譯：吳志濠
我們談論過，當我們受到不公義或不公平之苦時，這引發我們思考所承受的惡和被剝奪了的善。我們因而思考倫理和道德。當我們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時，在工作中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時，我們的名聲或榮譽被他人玷污時，他人在情感上或生理上傷害我們時，他人羞辱我們時，我們抗議和作出申冤。我們稱這些情況為「不公義」、「不公平」、「過分的」、「不道德」。
作為人，我們知悉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尊嚴；我們意識到我們所擁有的權利（參閱「速食哲學」，第54篇），當這些權利被奪去時，我們感到被侵犯。我們受到侵犯的經驗讓我們見到道德的重要性和倫理規則的需要性。我們視道德為一種保護。道德是保護由人性而來的人權。其實，我們對本性道德律（natural moral law）有一種知覺或直覺。這直覺植根在我們內，只有在暴力的情況下才能被剝奪。
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 神經學家，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生還者，在其1946年的著作中《活出意義來》（此書在他與世長辭時——1997年——已經賣出超過1000萬本和被翻譯為24種語言）中，描述了囚禁者如何在集中營中忍受恐懼之苦。每天面對著非人的殘暴對待，逐漸地，囚禁者變得心硬、被動、麻木和冷漠——他們停止關注身邊的囚禁者受到動物也不配的虐待。暴力剝奪了他們的道德感。
上一次我們談論說，我們不能沒有道德法規的生活。一些人認為，與其相信客觀的和嚴謹的道德系統，我們應該在不同的文化或情況下調整倫理的標準。他們不相信我們應該擁抱一個普遍的（universal）和絕對的參考點。這稱為「道德相對論」。
伯多祿．克里夫特（Peter Kreeft）在其教學《道德相對論的駁斥》（A Refutation of Moral Relativism）文章中指出了五個主張道德相對論的原因：心理的（它給予我罪惡感，而罪惡感是不好的）、文化（每個文化也有其自身的規條）、社會的狀況（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會被潛言默化地灌輸某種的思考方式，使我們有別於其它文化）、自由的限制、寬容的需要（絕對的規條是殘暴的）、情況（不同的情況，尤其是極端的，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法）。（請在文章末的網址瀏覽伯多祿·克里夫特的詳細討論。）
我們探討相對論者的假設「沒有事情是絕對的，所有事情是相對的」無效的原因。如果沒有事情是絕對的，那麼「沒有事情是絕對的」這聲明也不是絕對的。
在總結時，讓我對道德相對論說明三點。
1. 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價值固然是真，不管如何，對於最基本的善，各文化之間是有共識的。例如，很大機會沒有文化會譴責勤奮、無私、智慧、樂觀、自我控制。也有很大機會沒有文化會讚賞自我中心、魯莽、說謊、缺乏尊重、背叛，濫用自然資源。
2. 從以上所見，我們的人權受到威脅時，我們才便會意識到道德。我只可在他人都認同的情況下維護自己的這些權利。但如果每個人都有其自身的準則，那麼公義的伸張只可能靠靠運氣了。
3. 道德相對論本應是容忍的典範。但它不能夠容忍信條。所以這論點本來就已經成為了獨裁主義：「相對論的暴政」（拉辛格樞機，教宗選舉前的彌撒講道）。
（彼得．克里夫特的文章可以在以下網址找到：www.peterkreeft.com/audio/05_relativism/relativism_transcription.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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