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é Morales
José Manuel Fidalgo
譯:姚子汶
9. 歷史性批判的方法
現時,釋經學一直使用不同的解釋方法,這些方法通常被稱為「歷史性批判」。在這些方法中,我們可以強調以下幾點:
9.1 來源的評論
這是在19世紀便進行的,目的是要找尋用來組合聖經文本最終形式的來源,在其對聖經科學最主要的貢獻之一,就是證明馬爾谷福音是按時間順序排列上的第一部,以確認耶穌所說的話,去展示、識別和使用該來源,聖瑪竇及聖路加再根據這個來源,最終編訂福音的形式。
9.2 形式的歷史
這是指20世紀對初世紀研究的數據,問題如下:當耶穌的說話及所行的聖傳(即宣講),我們能否找出福音在被編寫成書前的來源?也就是那段歷史事實和被編寫下之間的時間,是以阿拉姆語流傳的。
這種方式嘗試調查和分析,口頭聖傳的起源及文本前的狀態,這口頭的聖傳為福音作了基礎。其最重要的前提是,福音由少部分寫成,並在寫下之前,在各基督宗教團體中分別地流傳。
形式的歷史曾在新約中發現了讚美詩、禮儀和信經。這些來自於首批門徒的團體所實踐的習俗。形式的歷史也能在許多場合中的動機和情況,這些動機與情況能導致有新版本、和傳揚耶穌在世時的特定事件。
9.3 編寫(起草)文本的敘述
所謂的編寫、修訂方法,一部分是因為以前方法的錯誤及過度反應而產生。特別是,它挑戰了一些人的觀點,如對觀福音的聖史(Synoptic Evangelists)不是真正的作者,而是事先存在資料的純粹編制者。這個方法的捍衛者嘗試證明,聖史既不是編纂者,也不是史編者,而是在他們所寫的福音上,留下自己標記的真正神學家。
若形式的歷史研究聖經不同文學派別,及與它們有關的規範,修訂的歷史便會研究這些文學如何用來執行作者的意向。釋經者不應滿足於根據自己形式對敘事進行分類。他應該採取第二步:問為何它包括在福音中特定的地方,以及聖史給予的意義。
在不同的場合中,教會訓導指釋經所使用的這些方法。他們有一個不可否認的價值,再者,他們反映了天主啟示的歷史特徵。但是,當我們使用它們時,我們應避免神學上的偏見及限制,而且有些偏見與限制更是從一開始便有的。有些人捍衛這些方法,似乎否認有位格的天主在歷史中的干預,以及耶穌的天主性;或否認信仰與真實歷史之間的任何聯繫;或賦予原始基督宗教團體的屬性一個創造性的作用,這作用從一開始是沒有的。這些可能的畸形背景會破壞實踐性的作品,並取消其功效。
10. 聖經、教會與神學
若聖經不被閱讀和理解在教會的懷中,那聖經就可能成為一部封閉的書,並難以理解;因為文本不足以找到全部的意義。聖書呈現某種暗淡、晦澀,這源自於所包含的崇高的奧秘,及讀者不清楚的語言(有時是象徵性的)。
– 教父很快便意識到,聖經必須在教會團體的懷中被閱讀和理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正確的意義。
–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教導,聖經的詮譯「置於教會的定斷之下,因為教會擔任保管及解釋天主言語的使命與天職。」(《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12)
* 神學在聖經的詮釋與教會的權威之間所建立的聯繫,來自於基督建立了一些教會的公共方法,以確保天主啟示完全的傳遞、保護和解釋。在整個教會的歷史中,這種信念一直都十分活躍,並一直靠著天主聖言來生活。
因此,釋經工作是個神學性及教會性的任務。它得到學術和研究的支持,但並不是一個世俗性的任務。我們不能以理解古希臘的荷馬(Homer)和古羅馬的維吉爾(Virgil)之方式,來參閱和解讀依撒意亞先知書或聖保祿的書信。聖經的釋經學不只是解釋一些珍貴的古代文本、調查其文學形式、或尋求其原始版本。釋經的首要責任,是向基督徒傳達啟示的訊息,並對天主聖言本身作出闡述,及天主聖言對人類的救贖性影響。所以,釋經的工作必須以更神學性、更靈修性、和更普遍性的方式來執行。
* 所有仔細檢查天主聖言的人,必須同時地知道他被聖言所檢查。他必須以謙遜、開放及忠誠的態度,來開展他的工作。聖亞大納修(St.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在《論道成人身》(On the Incarnation)第57章中說到,「為了聽到及理解聖經,必須過聖潔的生活、純潔的靈魂,從而按耶穌基督來實踐美德。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所指的是,釋經工作需要考慮到信仰的類比。這個表達的方式來自《羅馬人書》第12章第6節,並間接提到天主教信仰所有肯定之間的和諧與聯繫。
因此,釋經必須是一個神學家,並強調聖經文本的神學含義,同時表明它們與教會內所解釋的教義和道德之關係。這有助於教會和人類面臨重大潛在問題上,進行共同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