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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 紅衣主教Felici的秘密日誌

文/Aurelio Porfiri
譯/何紹玲

曾被教宗方濟各稱為『梵二之最佳詮釋者』的大主教馬爾凱托(Archbishop Marchetto)談及他最近編輯的一本書。 Il “diario” conciliare di Monsignor Pericle Felici (馬爾凱托2015版) – 是一本記載紅衣主教Felici (1911-1982) 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時寫的日誌,他當時是梵二的總秘書,他的日誌便成了揭露會議內幕的一著作,教宗方濟各開啟慈悲之門當日也正好是梵二結束之五十週年。

大主教閣下,你最近完成編輯紅衣主教Pericle Felici 的私人日誌,請問你曾經見過他本人嗎?
我是沒見過他本人的。

你可以談談你的新書嗎?
我要重申,我並非這書的作者,我只是編者,資料是紅衣主教Felici交給蒙席格普黎(Vincenzo Carbone 1920-2014)的。蒙席格普黎和紅衣主教Felici是當時的合作夥伴,同負責梵二檔案。我只是從他的著作認識紅衣主教Felici,但我和最近離世的蒙席格普黎卻非常熟稔。


這一來,即使你從未親自見過紅衣主教Felici,你對他的著作有什麼印象嗎?

我覺得紅衣主教Felici是位神聖的人、神聖的司鐸,讀過他的刊物,我更覺得他神聖,(他的刊物可分兩部份:他本人的靈修日記和他在梵二時,八大工作事項的進展過程)。他把所有的困難、挑戰、阻力和健康這些問題,都能從神聖的角度去操持。他的新書發佈會是在卡比托利歐博物館裏的科爾托納大堂內舉行,會上被教廷國務卿伯多祿•帕羅林樞機主教和當天幾位顯赫的發言人,齊齊高調地披露他這方面的性格。紅衣主教Felici 之能鞠躬盡瘁肩負他的十字架,可能是因他對信心聖母(Our Lady of Confidence)的敬禮。書中也有提及他多方面的才華:他是位拉丁語學者;是司鐸們的卓越神師;傑出的梵蒂岡最高法院院長。如果羅馬聖輪法院遇到有關婚姻心理上的案件,他是首選法官。
他也是出眾的組織者;他的意大利文文筆非常流暢;對梵二期間在任的兩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他皆能和他們融洽相處。教宗處理梵二問題時手法也直截了當。過了50年,這日誌便呈現眼前了。去年,蘇南斯樞機的回憶錄也面世,這也不該是巧合吧。蘇南斯樞機和紅衣主教Felici 對梵二持不同的方向,現在加上我的書,大家便可以用一個更平衡的角度去看梵二大公會議了。

這書可以增加你對梵二的認識嗎?

我想用司法模式來回應你這問題。每件案審訊時,証人陳述証詞後也必須听取另一方的陳詞,即audiatur et altera pars。一直以來,我們便只是用博洛尼亞學派(Bologna school)的詮釋方法,認為大公會議把聖教會的教理有點兒歪曲了,這學派的詮釋方法,也是綜合梵二幾位主要人物之回憶錄的結論。
我們現在再加上紅衣主教Felici 的日誌作參考,更多了庫爾曼(Cullmann)的措辭『天主教的智慧』那角度去看梵二,也即是說,現能溶合天主教教義這兩大主軸:一是忠於信仰寶庫和傳統之教會訓導權《天主的聖言10》;其次便是放眼看現代這世界和能夠分析時代的標誌。兩者必須並存,缺一不可。


你哪時開始對梵二感興趣?

我素來愛鑽研中世紀歷史,中古時代是我最喜歡的年代,一向我對這專題也有研究,直至九零年代,和我共同撰寫意大利教會歷史日誌的歷史學教授對我說:「夠了!中世紀歷史!」跟著叫我改研究現代教會歷史。我對他也算十分服從,而現在也明白轉研現代教會歷史的迫切性,尤其梵二這議題。我覺得梵二是教會二十世紀一重大項目。雖然我不會效法戴高樂那末撇脫地稱之為史上最重大的事項,但這大公會議就如指南針(若望保祿二世就是如此形容梵二),日後凡事以它為基準。

但事情似乎來了個奇怪的轉折….
問題的根源來自大公會議的詮釋法。照我看來,有三步驟:可根據大公會議的歷史(現在更有這書),大公會議的詮釋法也基於確鑿的聖教會(先前提及的智慧高人)- 故若要教會有連貫性,而非突如其來一個新教會,這改革便是必須的了;最後便是接受這大公會議、它應得的接納,而是否與會議的訓導互相呼應,便有待我們去觀察了。

本篤十六世於2005年12月22日向羅馬教廷說的那番名言,似乎是回應了主教馬爾凱托的觀點:「不論是梵二前或後,聖教會始終如一,是至一、至聖、至公、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這個教會穿越時間向前行進;更會『在世界的迫害與天主的安慰中,繼續自己的旅程』,宣揚主的苦架與死亡,以待其重來(參照萬民之光#8)。」如現今這年代的人也採取接納的態度,這緊張氣氛將一掃而空;如看世界也保持開放的態度,一切也會變得和諧。可能人性軟弱這危險被低估了,一直以來,它便是人類進步的絆腳石。只須環顧刻下,便知這現象到今天非但沒有消失,反而領域不斷擴展…教會「並成為反對的記號(路加2:34)」…當年仍是樞機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用這論據於1976 作他向教宗保祿六世和羅馬教廷神操 (Spiritual Exercises) 的主題,講論一種以系統建立起來的邪惡的問題。他這樣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大公會議決不會刪除福音針對人類危機和錯失的看法。

但願天主教的智慧,能逐步引領我們走出這世途險惡的塵世朝聖之旅。

【註】參見本報英文版2015年12月18日之文章《Cardinal Felici’s Diary of the Council: Vatican II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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