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泳灤
2022年11月21日 《朝日新聞》報道，由角川文化振興財團主辦、《朝日新聞》和梵蒂岡教宗文化委員會贊助的「梵蒂岡與日本：百年計劃」研究項目中，來自日本的研究團隊在意大利佛羅倫薩的道明會修道院圖書館內，發現了一宗寄自日本的珍貴捲軸。
此捲軸背面以拉丁文寫上「第一」字樣，是十七世紀日本天主教徒寫給當時的羅馬教宗保祿五世的信件，亦是梵蒂岡以外首次發現旳同類文物。而較早前所發現，寫有「卷二」及「卷三」字樣的捲軸均寄自日本東北地區，現於梵蒂岡使徒圖書館收藏。信函的內容，既是感謝教宗保祿五世，也是江戶時代（1603年至1867年）受統治者迫害的基督信徒，在暗黑歷史上以生命為基督真光作證的根據。
時間流逝無聲，在《沉默之後》一書中，作者許書寧踏着小說《沉默》作者——近藤周作的足跡，走訪隱藏在日本佛寺的基督徒遺跡、虐殺基督徒的雲仙地獄、棄教傳教士晚年隱居之地長崎西勝寺，以及在日本鎖國期間，被軟禁的傳教士落腳地切支丹屋敷，欲追尋那段早己湮沒在歷史中的真相。期間作者不禁提出疑問，天主果真讓其子民受盡苦難依然沉默？而與殉道者的勇氣相比，倖存下來的弱者，又帶着怎樣的救贖存活下來？在他們心中，沉默也許相較其他外在的表達形式，在那段晦暗的歲月中，更讓罪疚消耗其生命。
由日本戰國時代三梟雄的織田信長對異國傳教士持開放態度開始，到豐臣秀吉發布「伴天連追放令」，完成了統一日本大業的豐臣秀吉，不再需要歐洲先進科技的協助，遂稱基督信仰為「毒害人心的邪教」，這是日本信仰史上「迫害時期」的開端。1596年，西班牙商船遭遇海難，船員為搶救船艙內的貴重貨品，不得不停靠於四國海灣。日本官員與船長爭持船上財寶，為了讓日本知難而退，船員更恐嚇日官，當這番話傳至豐臣秀吉的耳中，深感異國武力為一種威脅，遂在同年12月逮捕京都大阪地區的方濟會士。
逮捕名單上包括六名方濟會士、三名耶穌會士及一些在俗的方濟會成員，兩名自願跟隨的基督徒最後加入，一行26人，先被削去耳垂，再於繁華的京阪地區遊行示眾，最後押至基督徒人口最多的長崎處死，展開了日本殉道史的序幕。
有人前仆後繼為基督信仰光榮殉道，這種為信仰而犧牲的精神無疑被視作勇者。而那些被迫踩過「踏繪」，缺乏勇氣殉教，但又無法妥協捨棄信仰的人，卻始終沉默湮沒在歷史洪流中。而全能仁慈的天主彷彿對追隨者與棄教者保持噤聲，任憑苦難自然發生置若罔聞。
我跟隨書中作者的腳步，來到東京內「基督徒宅邸」的收容所，繼續尋找解答。這裏是一位又一位棄教傳教士的落腳地，1709年冬，這座宅邸迎來了最後一位主人——禁教鎖國下最後一名來日的天主教司鐸——希多啟神父。而與棄教者不同的是，希多啟神父享有更大的信仰自由，條件是「不傳邪教」，幾年來與日人員相處和諧，然而這種寧靜，終在四年後，因負責照料司鐸的兩位僕人——長助與阿春夫婦，宣稱自己是基督徒而終結。希多啟神父此後在幽暗的牢獄中老死，長助與阿春相繼病亡。他們何時燃起信仰之火雖已無從稽考，但正如經上所載：「如果我們與他同死，也必與他同生」（弟後2:11）。而「天主的道，決束縛不住」，總在最恰當的時刻，如燎原之火，燒旺使徒的信念。
而沉默的跌倒之後，又怎麼了？
幕府鎖國期間，為貫徹基督宗教禁令，日本各地強行實施「檀家制度」，所有國民逮屬某一佛寺，擁固定廟籍。然而，在舉國皆為佛教徒的表象下，基督信徒的根卻深入地底，許多佛寺仍暗自保護着信友家庭。在歷史的舞台上，是暗無天日的殺害與殉教，是殘忍沉默的犧牲，然而背後隱藏着的，也是一眾無名的背教者，讓基督信仰細水長流，日夜不息滋養着一代代地下基督徒的心田，在暗夜中前行無懼。
在作者訪日之旅的尾聲，她認識了長崎資歷最深的朝聖導遊「入口先生」，他們來到了「出津」，這個設定為小說《沉默》中「潛伏基督徒」聚居的村落，時至今日，已由當年的窮鄉荒野，由信徒赤手空拳開創出一片新天地。讓作者帶領我們，回歸最初的問題？天主真的沉默嗎？如果你願意相信，生於斯長於斯的出津居民便是答案。當初那些踩過踏繪，表面棄教的人，暗自形成秘密組織，口傳祈禱文，教會曆法，為新生兒付洗，如此散佈各地，共同沉默地宣講那位為救贈人類，受盡誹謗和唾棄，最終被釘死在十字架的天主子耶穌，讓一切的犧牲洗煉成永恒的愛的救贖，在那片苦難的大地上，孕育出屹立不倒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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