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rco Carvalho
出生於馬來西亞華僑的家庭，耶穌會士郭春慶神父於香港長大，也於香港首次聽到天主對他的召叫，且聽到天主召喚他到耶穌會。儘管如此，他的回應道路並非平坦、無任何困難。在父親極力的反對下，22歲那年，他加入耶穌會。他的堅持最終得到成果：他的父親最終願意領洗。半個世紀過了，郭神父稱五十週年並非完結。而且，他稱天主的恩寵一直在他內，且透過他，一直地工作。
50年的時間，能夠是一個人的一生。當你首次加入耶穌會時，你有想過有天會像今天這樣般慶祝金禧嗎？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只是活好當下、活好每一天。事實上，我的母親說過：「若你在耶穌會裡感到不高興，回來，我們會歡迎你。」母親的這一句話十分感動的。同時，眼看着自己兒子難開、到長洲作神操時，她有點失落的。但我仍清楚記得：「若你覺得這不是天主給你預備的道路，隨時回來。」
你甚麼時候知道自己要成為一名耶穌會士？成為神父和成為耶穌會士的想法是同一時間出現嗎？
我不能說出確切的時間，但我在長洲避靜，看到一群中國初學生在聖母像前祈禱那刻，便似乎聽到天主的召叫。我說：「所以，耶穌會裡也有中國人。他們是中國籍的耶穌會初學生。」起初，我以為耶穌會裡只有愛爾蘭人或西方人。
這是令你能成為他們［耶穌會士］一分子的原因……？
是的，我在聖堂裡聖母像前祈禱，是一個頗暗的聖堂。突然，我看到三、四名年輕男子，穿着白長袍祈禱。當我發現他們是中國人時，我起了敬畏之心。這場面猶如在地下播下種子，它可能需要幾年發芽。事實上，當我完成高中（中七）時，我問我的父親：「如果嘗試一下，可能嗎？」他說：「不能。」他並不容許此事發生。所以我對自己說，畢業後工作兩年，在一所小學教書，去肯定那是否自己的方向。兩年後，當時我已22歲，我再問問父親，他仍然不容許。我說：「好吧，我已等了很久。我希望，在媽媽的祝福下，作出嘗試。」所以，我離家了。
你的父親……他甚麼時候接受你的決定？還是他根本沒有接受？
只有在進入後數年，他才接受我的決定。實際上，我曾寫信給我的母親，我從沒有寫信給我的父親。數年後，他改變他的想法。他不是基督徒，他沒有領洗。但當我加入耶穌會數年後，他決定他想領洗。而我的母親，是一名教友。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在家中排行第三；現在，我俗世的家庭，除了我的姐姐加入新教浸信會外，全部已經領洗。
耶穌會一直都因知識水平而聞名，因為通常是透過認識人類而認識天主，這有否影響你成為一名耶穌會士。
我所遇到的耶穌會士，都十分人性化。有些時候他們都很理性，以理智多於感受或感情，雖然他們有些都很熱情、很友善。年輕時，我於［香港］華仁書院認識幾位愛爾蘭籍的耶穌會士，當時我在那裡讀書，我被這群外籍的傳教士深深打動。他們工作、生活，在香港犧牲他們的生命。他們很多人都埋葬在跑馬地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只有數名返回他們的家鄉、愛爾蘭。在這個層面上說，我對耶穌會頗有認識的。他們閱讀許多書，在各個領域也有相當廣泛的經驗。
當首次想到要成為一名神父時，你準備好要作出你剛剛所說的那種犧牲嗎？若團體告訴你要到地球的另一端宣講天主聖言的話，你會毫不懷疑地瞬間答應嗎？
在那個時候，我並沒有那樣的準備，去犧牲整個生命給基督，將其他人帶到基督，並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旁邊。我只準備活好每天，在每天生活中更清楚地認識基督，更親近地追隨他。如我所言，我被那群愛爾蘭耶穌會士的犧牲與榜樣打動。從小五至中五，我都在香港華仁書院讀書，我在該學校花了整整七年。認識這些愛爾蘭會士及數名中國籍會士，為我的生命帶來一些啟發。在人際關係的層面上，更深入地認識他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當然，每個人都是一個奧秘。很多時，他們在課堂後便消失。他們都會回去他們的住所。當時我覺得神父們生活得很不同，他們穿着白袍，猶如天使般。他們會走到屋頂上，去誦念玫瑰經或日課。我記得自己經常發問：「這些外國人是誰？為何他們從愛爾蘭千里迢迢來到香港，只是向我教導有關基督？把基督帶到我們中間？他們實在是很好的人，我很想像他們一樣。」這就是天主對我的召叫，日復一日，我願意嘗試一下。若不是［天主的召叫］的話，我會回家。
你說過，即使在初學前，你在一所學校任教了兩年。那時的經驗如何加深了你的決定，讓你看清耶穌會是你正確的選擇？
我一向對教育感興趣，特別是教育青年。當時我在地利亞紀念學校任教，負責小四、小五和小六。當時是60年代初，我任教英文科和數學科。我在那裡教了兩年，期間我更好地認識一些學生，有男有女。後來我發現，若當時我是一名修士或神父，我會在一個更好的位置，讓他們認識基督，並帶領他們接近基督。所以我才說：「讓我嘗試。」我的母親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然而，我的父親則有許多問題。如我所言，他改變了想法，並慢慢明白何謂跟隨聖召，就是讓自己的兒子成為修道人。
從一開始便有一股堅定的信念，但你也說到，你的聖召之旅是一步一步的。50年過去了，你會有哪些位置會作不同的選擇嗎？
小一至小三，我在一所基督新教的學校讀書；小四至小六，我在一所佛教學校讀書。在香港華仁書院，我小五開始重讀，因為我的英文水平並不好，所以我有兩、三年落後。當我一到華仁書院時，耶穌會的神父說：「不，你來自一所中文佛教學校，所以我們希望你有一個良好的英文根基。」我11、12歲開始讀小五、小六。我認為這是一個逐漸的和經驗的問題，不只是在理論上（新教、佛教或天主教）的問題。正如我較早前說，教育是我的道路，我的人生就是要成為一名老師，不要說是一名教育家，是一名老師。我的目標就是要「教育」（educare），即是將一個人最好的一面抽出來，不論這人是男生或是女生，是青年或是成人。我從來不傾向要成為一名商人。我在數學方面很差。我的父親是一名會計師，十分聰明。他從較低做起：先是送信人，後是文職，最後再由助理成為華僑銀行的經理。1949年，他從檳城——我的出生地——調職到香港，當時我仍只是一名兩歲的男童，所以我是從香港長大的。我的父親有許多有關會計學與經濟學的書籍。當我一打開它們，我便會對父親說：「這些書不適合我。當我一進入銀行，他們［銀行職員］肯定會把我踢出去，我不能成為像你一般的會計。但是，我想成為一名教師。我加入耶穌會成為耶穌會的一名教師。」我沒有很明確地對他說，但他知道我並不適合在銀行工作。所以，他最後賣掉了一堆書，一堆非常昂貴的書；這些書最終成為廢紙。你會說，這個召叫很難理解。它——聖召—一—點一點地出現［在你眼前］，在玩樂中，在靜默中。不像聖保祿般出現突然的事令他皈依，而是慢慢地，透過積累的祈禱、避靜、閱讀聖人傳記。我很愛閱讀，當我是學校的圖書管理員時，我閱讀所有聖人傳記，特別是三位年輕的耶穌會士聖人傳記。他們深深地打動了我。我記得，我曾對自己說：「就是這樣。若我可以的話，我想學習他們、模仿他們。」聖類思．公撒格，聖達義．葛斯加和聖若望．碧文，這三位年輕的耶穌會聖人：除聖若望．碧文外，他們都在大三巴牌坊上；但我們耶穌會院則有聖若望．碧文的聖像。我已經建議，也將聖若望．碧文放在［大三巴］那裡，讓這三位年輕聖人啟發着澳門。
正如你所說，你出生在一個海外華僑家庭。我亦提到，中國與耶穌會有着一個很強的聯繫；現在，為耶穌會和教會而言，中國仍是一個挑戰嗎？
是的，當我加入耶穌會是，我記得我在菲律賓發初願，一名初學生給了我一份發小禮物，初願小禮物。他在紙上畫上中國的地圖，並說：「有一天，你會在中國傳福音。」當時我覺得很感動。然後，我又逐漸認識幾代［到中國傳教的］偉人：利瑪竇、湯若望、郎世寧等，然後我心想：「作為一名海外華人，我應該要做些甚麼。」但這信念只是在較晚的時候來到，可能我當時並不是那麼有遠見，而是一步一步地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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