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春生神父
一、利瑪竇首用「上帝」之名
利瑪竇自1582年，便努力學習儒家典籍，在遍讀歷代經典後，他認為先秦典籍中隱含有至上神——「上帝」的概念。在編譯《天圭教教理》時，他發現很難從中國語境中找到與拉丁文「Deus」、英文「God」具有同等意義的術語。於是，他嘗試將Deus譯為「上帝」、「天」與「天主」三詞，以表示至高無上、全能全知的神，希望「經過一個解釋和說明的過程，賦予它們真正符合天主教概念的涵義」。
1603年，利瑪竇在北京出版《天主實義》，在該書的第二篇，他引用了儒家典籍中的11段文字，來談論「上帝」，如：《詩經》大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尚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中庸》曰：「效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論語》曰：「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等。因此，利瑪竇提出「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又說戈：「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由此可見，利瑪竇將「上帝」作為「天主」的同義詞使用。
利神父在給平民講道時，多用「天主」；而與文學士談話時，則多用「上帝」。可見，利瑪竇採取了文化適應的調試策略，為使「中國天主教信友能用『上帝』與『天主』來稱呼造物主。」
二、關於「上帝」與「天」術語的討論
利瑪竇的傳教方法，遭到他接班人龍華民神父（Nicoolò Longobardo, S.J.,1565-1655）的質疑。龍華民批評「利瑪竇的傳教策略是迎合儒家」，並認為「儒家經典中的『上帝』與『天』，在朱熹的理學中有其宗教意味」。據此，他反對利瑪竇用《尚書》中的「上帝」與「天」來翻譯天主教的「神」（Deus），主張應按音譯原則，將「Deus」翻譯為「陡斯」。龍華民這一提議，遭到丁支持利瑪竇傳教策略的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S.J.,1566-1640）強烈反對。高一志認為，利瑪竇關於「上帝」與「天」兩種術語的使用，是非常明智的選擇。為此，他提出四個理由：
1、古代中國人已經認識了上帝；
2、可以在經典文獻中發現對上帝的認識；
3、反對新儒家對經典的註釋，應回歸先秦儒家經典本來意義；
4、從基督宗教的角度賦予經典文獻中「上帝」一個確切涵義。
而龍華民不滿意高一志的解釋，他對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啟（1562-1633）、楊廷筠（1562-1627）與李之藻（1572-1630）進行了抽卷調查，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然而，徐光啟等人聯名上書「支持利瑪竇的傳教策略，認為利瑪竇選擇使用『上帝』這個詞，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而龍華民的看法卻是錯誤的，並希望維持原定『天主』和『上帝』的術語」。
不過，龍華民神父是一個不輕易認輸的人，他仔細研究了高一志的書面資料，於1623年撰寫了《論中國宗教的幾個問題》一文，他認為「文獻中（古代儒家典籍）提到或者說好像提到一個被稱做『上帝』的最高統治存在着，他居住在自己的宮殿裡，統治着世界，賞善罰惡；但注疏這些文獻的人卻認為，這些都是他們稱之為『理的天』或者自然的本性所導致的。」在龍華民看來，中國經典文獻具有歧義性和不準確性。譬如，在關於上帝的認識上，儒家典籍提到的僅僅只是自然神學所以留下的一些痕跡而已，充其量只能被視為進入真正信仰的一個初步階梯。所以，他認為要對中國經典文獻做出合乎基督宗教意義上的解釋，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他如此肯定，如果在華會士對中國經典文獻做出與傳統註釋相反的解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其結果可能會陷入一場與中國思想界曠日持久的爭論之中。於是，因着龍華民的這篇文章又掀起了新一輪的激烈論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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