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對很多作者來說，尤其是那些文藝復興以後的作者認為公元一千年的臨近是恐懼的年代的開始。當然，今天的歷史學家傾向於把那普遍化的恐懼減至最低的程度，並認為人們過份解讀那實況。根據同一傾向，他們把中世紀形容為黑暗年代，穴居時期及文化大倒退。默示錄中的某些段落講述了震驚但矛盾的情況。教會早期的一位歷史學家奧力振（Origenes）曾警告，說這些描述是很危險的，因為有一些希冀能控制信徒的機會主義者，會利用這些情境而引致意想不到及危險的後果。以上一切加上「千年」這一日期的神秘性與標誌性，產生了啟示及恐懼的情景。不過事實上，文藝復興年代的歷史學家對這一方面說得比千年以前的學者更甚。
一如前述，當時真的產生了害怕和恐慌，但並非是默示錄式及集體瘋狂般的。世界末日並沒有來到。雖然正值基督信仰形成的時候，東西方關係亦開始兩極化和分立，教會仍然是緩和激進派的因素，極端主義的調和劑以及文化的主軸，它預見及阻止了恐慌的升級：當時它對這危機給出了回應、澄清、規範和指導。魔鬼並沒有出來，而眾死者也沒有從深淵中回來。世界仍按其生活下去。
那個曾傳言會橫掃整個基督教世界的首個千禧年的集體恐慌，並沒有發生。那些研究歐洲中世紀歷史的知名學者，如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喬治杜比（Georges Duby）都同意這說法。這兩名法國史學家質疑，大部份民眾害怕、驚慌、群集聖堂祈禱和痛哭哀求、手持蠟蠋、呼天搶地、搥胸悔罪、努力去接觸據說有奇妙及具拯救力量的聖物……上述一切全是過份的講述。
根據這些歷史學家，上述的記述引發出文藝復興的思想罵戰，其後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光明會（Illuminati）的作者重拾這些概念，強調中世紀人們受迷信及另一個虛幻世界影響，而活於心理及精神的地獄之中，而這一切都是聖經內的末世啟示所引起。
中世紀愈是被描畫得黑暗，則顯得現代、文藝復興及光明會年代更是光輝璀燦。這是一種暗地裡對教會的批評，把它評為麻醉盲從及喪失理智，從而突出馬丁路德以來的誓反教改革的重要性，強調理性和聖教會的沒落，因為它在中世紀時把信眾帶往瘋狂之路。不過，今天的歷史學家以現代及科學的眼光推翻了這批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思想及危言聳聽的歷史學家。當然，在那年代曾經有過恐慌和害怕，但並不是如上述的修正派的歷史學家一樣，憑空捏造出來般惶恐程度。
千禧年
今天在學校教授及在公眾言論提及有關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和光明會的歷史，大都是把歷史真相過濾或僅著重於某一方面，而忘記了尚有其他價值和方法來看世界的。因此產生了「千禧神話」，而我們需要擺脫偏見、狹窄眼光和摩尼教（Manichaeismus）的角度來看待千禧年。我們並非想把它們的價值或降低其重要性，人文主義及文藝復興是由一些學識淵博的文人及藝術家，透過重新宏揚希臘和羅馬、古典和理性主義的外教文化，企圖把基督教文明、西方世界的宗教觀，亦即是教會及其價值一併剷走。他們用柏拉圖的方式「創造」了另一個世界的幽靈，把默示錄所說的怪獸給了一個新形像，把一切算入了中世紀，特別是公元一千年以前的人們的想像之中。愚民政策（Obscurantismus）古已有之，但並不至於把歷史過濾及把史實用啟示的角度去蒙蔽。
還有的是年曆的計算方法。那時候曆法不甚精準，甚至各地均不相同，譬如在西班牙，公元零年是從公元前38年開始的。因此，各地政府對千禧年或世界末日的日期都各有不同。馬克布洛克估計有六至七個之多，由公元999年3月25日至1000年3 月31日不等。日期的不準確亦帶來了很多不快，原只是一時片刻的恐懼危機變成長時期的一浪接一浪，並由甲地轉到乙地，但可幸的是並沒有像十四世紀（1347-1450）發生黑死病時所引發的絕望和歇斯底里的浪潮般嚴重。因此並不可以說是普遍性的恐慌，非如先前預測所說的一樣。1009年聖墓大殿被摧毁時發生暴動，這事可以是災難的先兆，但災難並沒有發生過。
除此之外，我們的資料來源和記錄並不多，而且大多是神職人員所寫的，但他們所記述以權貴和政府高層為主，關於平民則甚少。故我們不能以假設和空想來類比群眾的集體行為。教會當時對地上的涕泣之谷就是天上永生歡樂，或地獄永苦的前奏，都著墨不多。故人們除了確信教會是帶領世界的指路明燈外，他們亦捲入了啟示文學的強烈和普遍性漩渦中。
葡文版原文：http://www.oclarim.com.mo/todas/cismas-reformas-e-divisoes-na-igreja-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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