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Fausto Gomez OP
譯：何紹玲
自教宗保祿六世於1968年7月25日頒布有關論節制生育的通諭後，傾向相反意見，和支持避孕的自由主義司鐸和神學家，立即在雜誌和期刊上發表了不少反對聲音。現在讓我們來探討一下他們的論點，比較當時傑出的菲律賓神學家Francisco del Rio神父（1902-1984）的相反評論，做個歸納。
Del Rio神父曾寫道：有一些神學家和幾位主教及司鐸，當中包括荷蘭主教和神父，他們都「豁然接受避孕」。何時對他們來說已是合法？以下是他們的答案：那便要看看這人「對自己良心有多負責」；他們更肯定在基督徒團體內，信友的信仰意識是普遍接受避孕。醫護界倫理學家Del Rio卻反駁說：即使在今天的人治氣氛下，道德也不是一個可以通過投票去解決的問題；他義正詞嚴的補充說：只有醫師才能解釋科學，並非由神學家、司鐸或聽告解的神父能作答的。對此，他建議大家應保持審慎的態度——並應尊重教會訓導權在這議題上的教義。
此外，［自由主義］神學家更呼籲勿忘［梵二精神］。Del Rio評論說：他們對這［精神］的理解是非常主觀，而且，在梵蒂岡的檔案中沒證明《人類生命》通諭是冒犯了［梵二精神］。當教宗頒布《人類生命》時，沒顯示他有越權行為，更沒違反［團體性］。保祿六世曾諮詢主教、專家和神學家們的意見（參閱《人類生命》通諭HV 5、梵二、《教會》教義憲章LG，22、25）
持異見的神學家更斷言「生物的行為並不屬於信仰的領域」，故教會在此事上，是無權管制的。Del Rio便作出以下回應：「問題不僅是違反了生理過程，而是侵犯了人類自創始已立下的生理規條。」難道避孕方法在人類的生物學角度看都是毫無道德觀念的？神學家Del Rio解釋說：「這個不單是性的領域，而是關乎全人類，是擁有道德的人類。進食是生物過程，所以動物必需進食；可是人類是講正義的，要有自由和有尊嚴地吃他生理需要的。」性行為僅屬於生物的行為？它不僅屬生物，更屬個人、理性和精神的。Del Rio補充說：「人類性行為並不只是生物本能，它更是用來表達愛情、忠誠和密不可分的個人關係上的精神和道德價值。」當然，生物的生殖力是規範的，並不是因為生物學是神聖的，而是它能表達男女之間在個人或精神上的愛。
持異見的神學家批評教會對避孕、絕育和墮胎的譴責，是行不通的道德、是［巨人的道德］。這個論調自第3世紀，也曾用於其他道德規範，但意見輕易地被許多已故及今天的基督徒、殉道者和聖人反駁（參閱HV，20、21）。
現在讓我們集中探討三個在《人類生命》提及的主題：負責任的父母、人口密度過高和貧窮。
負責任的父母
教會是主張負責任的父母，這點保祿六世已很清楚記下，他寫道：「所以假如有嚴正理由，無論是因為夫婦身體或心理的條件，或是外在的環境，使生育子女隔一段時期；教會指示夫婦們可以利用生殖能力中本有的自然週期，只在不孕期中有夫婦行為，而這樣節制生育並不違反我們所說的倫理原則」（HV，16）。
保祿六世在（HV，10）解釋：夫婦之愛要求夫婦間有共識，好成為［負責的父母］，在現今更應強調這一點，並且也須正確的了解。若依照身體、經濟、心理和社會的條件看，負責的父母就應明智的考慮清楚和擁有慷慨之心，決定接受較多的子女，或者因嚴正的理由並遵守道德律，暫時或不定期的避免再增添子女。負責的父母的任務，要求夫婦認識他們對天主、對自己、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保持正確的優先順序。
早前梵二已有指引：滿全其任務、以敬謹受教和尊敬天主的心，替自己做出正確的判斷⋯⋯這一判斷最後應由夫妻本人在天主面前做出（參閱GS，50）。由此可見，夫妻應將傳生，視作他們本然的使命⋯⋯信友夫妻對自身行為，應當知道他們並不得任意行事，而應服從吻合天主法律的良心指導，並謹慎遵循教會的訓導權威，因為教會是在福音的光照下，正式詮解天主的法律。（參閱GS《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50-51）
教會訓導權建議，如果形勢需要，通過自然家庭計劃方法，他們也能成為負責任的父母。安全期是好的方法，因「在這種情況下的性行為是不會牽涉直接或蓄意導致挫折感，只要懂得自我控制；是正確地使用自由的好時機，就如徹底地戒絕一樣，」而且，「這個做法對男人或女人的健康並沒有任何不良影響。」只要遵守婦女的週期便能負責任地傳生；但履行時必須彼此尊重、分擔責任和具備自控能力（F. del Rio）。
自然家庭計劃方法：（1）安全期計算法（按婦女月經週期的規律）；（2）排卵法，又稱比林斯排卵法（觀察宮頸黏液徵狀）；（3）症狀體溫法（用來確定排卵時間的標準）。受孕期：嚴格來說，每週期約有六天（參閱《醫護倫理》：作者Ashley-O’Rourke）。
人口密度過高
教宗保祿六世在《人類生命》中説過「人口迅速增加」是給許多家庭，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家庭，帶來不少麻煩（HV，2）。因此，若政府當局要解決人口［嚴重困難］，必須「有深遠計劃的家庭政策，明智地教育人民尊重道德和國民的自由」（HV，23）。 「決不得採用違反人性尊嚴的手段，只有認為人性及生命是純物質者，才敢提出這類方法」（HV，23）。
在我們這世俗的社會中，［人口控制］繼續被用來作為節制生育的論據。世俗的立場是清晰的：他們都覺得世界人口是導致很多地方貧窮和苦難的原因，各國政府必須加以遏制；為遏制人口增長，他們的手段是建議廣泛的避孕方案，特別是［避孕藥］、絕育、甚至人工流產。在宣傳方面，他們強調這些方法的易用性、有效性和適用性⋯⋯「不惜任何代價去避孕。」
為什麼天主教會反對用世俗的方案去解決人口過度這問題？這激進的爭論其實很簡單：世俗的解決辦法是從不考慮人和家庭的尊嚴和權利。此外，基督徒和許多其他信徒堅定地認為：上主是生命的創造者，生命是神聖的，因此，上主必須受到崇敬，此外，還有人類的生命應當尊重。
貧窮
世界需要的不是真的遏制人口；梵二之後，教會教義強調正義、平等與團結（HV，23）。教宗保祿六世指出，談及社會倫理的教宗通諭中，他的《民族發展》（Populorum progressio）通諭，算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教宗通諭之一（參閱《民族發展》通諭，48-55）。他也特別提到教宗若望廿三世對社會教義的貢獻，可從他的《慈母與導師》通諭（1961）與《和平於世》通諭（1963）中看到，教義都是基於早期各教宗通諭中的指引，尤其梵二頒布的。大家還記得教宗保祿六世於1965年10月4日，在紐約聯合國强有力的發言：「人的生命是神聖的⋯⋯你們（指聯合國）的任務是力圖人類的餐桌上能有足夠的食糧；反對不合理的人工避孕，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只為了減少可分享生命宴會的人數。」
那麼，保祿六世的《人類生命》通諭是否太負面呢？神學家Del Rio聲稱：「天主教已普遍地被肯定，好的天主教徒會正面去看事：否認就是肯定。」教會「表示自身是人們的心誠而慷慨的朋友，願意在他們的世上旅途中幫助他們」（HV，18）她希望能對建立「真正人性的文化」有貢獻——一個愛的文化。耶穌沒有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救贖世界（參閱若望福音：3-17）。教宗保祿六世發表了一點意見：「衪絕不容忍惡，但對人是仁慈的」（HV，29）。身為基督徒的也必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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