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現在，我們來看公元後第一個千年的中葉，東西方教會分家。從公元五世紀，古典時代晚期的時候，首都設於羅馬的西羅馬帝國開始沒落，中世紀開始，東西方教會自立門戶，並慢慢各自發展，而羅馬與君士坦丁堡亦彼此越漸遠離，甚至是在暗中對抗。羅馬逐漸肯定聖經為主要教義的源頭，而君士坦丁堡則保留了古典的、思辨性的和哲學的文化，甚至影響阿拉伯領域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隨著教宗大額我略一世的就任（任期590至604年），教會也走進中世紀，東西方教會各自確立並建立了其特徵各自界定，直至十六世紀宗教改革。
一如前述，為了解決問題、疑難、辯論和爭論，大公會議及其定斷便是解決的方法，但後果卻是導致分裂與分化。東方的敍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與及波斯帝國轄下的基督徒團體，從來沒有接受厄弗所大公會議（公元431年）的規定，那是第三屆大公會議，是為針對奈斯多略異端，欽定瑪利亞為天主之母。該次會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厄德薩（Edessa）神學院的影響，而它是安提約基學派（Schola Antiochia）的分支，而這派是屬於敍利亞基督徒團體的，並明顯地是傾向於奈斯多略派的。因此以敘利亞文化、語言及禮儀將教會區分，只是遲早的問題。
但要留意的是大公會議後的分裂趨勢。公元553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之後，厄德撒主教雅各伯巴拉特（Jacob Baradaj）成立了一個奉行一性論的教會，因此該教派被命名為雅各伯教派。同時各地亦湧現以國家教會，如亞美尼亞、敍利亞、科普特、埃塞俄比亞。這些教會間之分歧，在於國家民族之爭議更甚於神學或教義的爭論。而這等事情到了今天廿一世紀仍然存在！而且比伊斯蘭的迫害還要嚴重呢！關於基督兩性的神學討論，只是加重了國家民族的紛爭，反而純神學式討論只是其次，就如在敍利亞或埃及所發生的正是如此。
異端
我們不要認為異端只在東方產生，在西方教會亦然。在當時兩個非常引人注意的教義是多那特主義（Donatismus）和白拉奇主義（Pelagianismus），它們在四世紀同期的教會內受到很大的迴響，希波的聖奧斯定或聖熱羅尼莫為了駁斥它們而不遺餘力。總的來說，這些異端企圖確定罪人是否能施行聖事或管理教會（多那特主義），以及人是否能靠自力來行善，避免犯罪及得到救恩（白拉奇主義）。後者強調人是自己行為的唯一判官，無需要靠聖寵或天主的護祐來行善避惡。對此，聖奧斯定發出了很嚴肅的讉責。
我們面對的是兩個有關原罪的概念、兩個人學上的範疇、兩個聖寵的概念，以及兩個人對自由的觀點。而這樣的爭論一直持續多個世紀，甚至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時也仍然存在。事實上，當時的理解是：原罪代表人類失去了天主的聖寵、失去了與天主的友情而成為罪人；這一切的成因歸咎於亞當與厄娃所犯的罪過。戴都良（Tertulianus）肯定地說，人類出自原祖父母，他們的抗命是延伸至整個人類，故亦有原罪。
故此，十六世紀的眾多宗教改革家，並根據馬丁路德的說法，原罪影響着人類，包括其認知和意志，從而影響每個人的行動。從這想法中，我們能看到基督教早期的異端和爭吵不斷鼓動着當時的信徒。
危機中的偉大教宗
我們所說的教宗是大額我略一世，他是西方教會四大聖師之一，與他齊名的還有聖奧斯定，聖熱羅尼莫和聖安博。他十分關心東西方教會分立的危機，是一位偉大作家及神學家，熟識他那時代的環境。他本是本篤會的修士，第一部聖本篤的傳記就是他所撰寫的。他雖然關注隱修、苦修及神修生活；但尤其處於一個充滿危機及改變的年代，對於牧靈生活，他是採用實效的方法。在這環境下，他作為羅馬的教宗，他的一舉一動都很受人注意的。讓我們看看在羅馬與君土坦丁分裂及對抗的年代，教宗就有以下的任務。
教宗年青的時候，已成為神職人員，並於579年至583年間，派駐到君士坦丁堡處理教廷的事務，在那裡他除了學到與拜占庭宮庭交往的關係以外，還熟習希臘拜占庭人的心態、語言和文化。他還看透當地的主教欲升格為宗主教的企圖。因此，當他獲羅馬民眾和神職人員推選他成為教宗的時候（那時候是這樣選教宗的），他以強硬手段去應對這些人的訴求，因為他清楚明白，尤其是在東方教會裡，此舉將嚴重影響到教廷的權威及聲譽。後來發生的種種事情，證明他是正確的。他自稱「天主僕人中之僕」，就是要突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們，缺少了謙遜及教會統一的精神。
《號角報》葡文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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