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在東方的天主教豪傑 （4）
若望．庇道與斯瓦米人悔罪的生活
文：Joaquim Magalhães de Castro
雖然若望．庇道神父遵守的是婆羅門傳教士羅伯托．德．諾比利（Roberto de Nobili ）傳授的文化方式，不過他還是要和後者劃清界線，因他不是一個斤斤計較的人；也因他深受前開拓者意大利人所感染，他已不再與較高等的印度教種姓接觸。若望是為所有願意傾聽的人而活。
他的神秘經驗告訴他應更加注重傳福音的挑戰，而不是塵世生活的特殊性，他對富裕的人無畏和冷漠，這令他變得更人性化。
作家Albert Nevett說過的一番話大概也是對的：「要是由我們分析……庇道神父已盡力去找適應的方法，但令眾人皈依的並不是他的方法，而是他那份喜樂、友善的個性和自我犧牲的精神，明顯是聖潔的徵兆。
這些對基督信仰有所依附的印度人，並沒有得到他們其他同胞的認同，特別是那些更高種姓的人。其實，整個適應的努力，從沒有干預個人對摒棄某些印度教習俗的決定。習俗如一夫多妻制或殉夫自焚（薩蒂，sati：一種將寡婦與丈夫屍體捆在一起再活活燒死的禮儀）等等做法，即使是加入基督宗教的本質，也是難以妥協的。結果，一些新受洗的信眾，因為抵不住家庭的壓力，終於返回自己的舊宗教。這清楚地顯示反對者不僅指向福音傳道者，也指向福音的追隨者。
於1674年4月，他參加了馬杜雷（Maduré）的使命，他接受了印度教禁慾僧人（pandarás-swamis /hindu ascetics）的艱苦和悔罪生活，全都是為了避免受過教育的印度人對一般和賤民皈依有關的傳教士產生反感，因為賤民在印度是最被鄙視的種姓，使與他們接觸過的人都變得骯髒。
這些斯瓦米僧人的聲望，加上他們在民間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自然便引起了婆羅門的嫉妒。每當某個地方發生洪水、流行病或旱災等等災難時，又剛巧有傳教士在那裡的話，謠言便開始滿天飛，把發生的事情歸咎於傳教士。另外，與種姓有關的偏見，總會令那些在泰米爾工作的少數宗教人士的行為變得敏感。
所有這些情況，已對諾比利和他同伴的行動有所阻礙，亦成為庇道神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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