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十八世紀目睹了世俗化、反神職、激烈的反基督教運動的崛起及穩固下來，特別是從知識分子之中開始，而伸展至群眾以至整個社會。基督教會不再受哲學家及學者，甚至受社會大眾所尊重。真確或似是而非的矛盾及其壞影響都加諸教會身上。教會還被指控為社會進步及現代化的絆腳石，更被視為傳統及保守分子。必須要把教會隔離或邊緣化，把它的影響削弱或消除，起碼減至最低。一切都是以進步為前題。世俗化的年代已來臨。但是由誰來管理這新社會？誰來照顧那些被進步和現代化巨輪，以及工業社會和不公平對待所邊緣化了及遺棄的人？
社會問題成了十八世紀最熱門的話題。1789年的法國第一次革命，1830年的第二次法國革命以及1848年人民之春的革命（Springtime of the people）把本身由傳統和宗教所控制的年代全數結束了。革命黨人許諾了給予人民一個更好、更進步及不同的社會。並曾承諾掃除一切阻礙，其中之一便是教會。
可惜，對人民來說並非一切都盡如人意。新進步的理論家所推許的解放、希望和改變，對大多數人來說只是過眼雲烟和虛言，還有一天比一天差的痛苦和煩惱。
他們盼望建立的革命歡樂只不過是把每日的痛苦換上一件美麗的外衣，從農村的背景改為城市，而實質甚麼都沒有變，甚至比以前更差。反宗教的情緒是知識分子給工人階級注入的強心劑。1789年，雅各賓黨人（Jacobins）仍高舉革命及進步的旗幟，但是反宗教的，且比以前更過之而無不及。
憂傷接踵而來
教會面對有史以來的最艱難時刻：面對三層困難。一方面，她要抵抗知識分子對教義的攻擊；另一方面，努力尋求與自由派協調，以能在困難及敏感中取得中肯及平衡，不過最終亦能達到。除了這兩項艱難的任務之外，她還要專注於仁愛和忘我的任務——關注社會問題：新出現的工人階級的思想和感受。正是在這方面，出現了新的挑戰對手：社會主義。那是用來解決社會問題，但無須依賴上主或教會的一派理論。
教宗庇護九世（1846-1878）展開了一輪辯論，那是一場爆炸性及對未來影響性極大的討論，他用《幾許憂慮》（Quanta Cura）通諭的一部份把社會主義定性為異端學說。他把這學說評為不切實際的夢想，指控它企圖以國家取代教會。除了批評社會主義之外，還揭露了充滿異教思想的經濟自由主義，並預言式地指控勞資間的不道德關係。在德國，美茵茨（Mainz）教區凱特勒主教（Wilhelm Emmanuel von Ketteler， 1811-1871）試圖證明為了解決勞工階層的困境，只可以一種能與個人自由主義和國家獨裁制度對抗的整個社會觀點才能成功的。這位主教便是教會內大力反對社會主義的主要人物，他一直為教會擺脫政府控制而努力。
凱特勒有一套基督社會主義理論，故他有「社會主教」的稱號。他是實踐多於理論，當然他的理論也是很出色的。後來教宗良十三世（1878-1903）有關社會問題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諭便受着凱特勒主教的濃厚影響。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其《天主是愛》（Deus Caritas est）的通諭中亦提到他這位同胞，說他是教會社會倫理的先驅。事實上，美茵茨主教是十九世紀討論社會問題的重要人物，他非常反對工業化後的德國的貧窮。他在德國成立了社會救濟、教育和幫助貧民的機構，並要求增加工人的薪金及改善工作條件。同時，他鼓勵創造條件以便能給予那些為了生活而離開農村、走到城市去的工人，群眾精神慰藉和融入新的社會。因此，他很多時被形容為「工人主教」。
在社會問題上，教會亦不乏其他好例子。很多人研究過這些問題及提出了解決的答案。如在法國，有拉梅內（Lamennais，1782-1854），聖雲先會會祖奧撒南（Ozanam，1813-1853）和很多在其他國家，如比利時、德國、奧地利、西班牙、美國和意大利，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慈幼會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Don John Bosco）。
基督徒社會改革家努力發展了一套思想及投入工作。最早的時候，他們認為社會上的貧窮是為富不仁的道德問題，故在仁愛工作上找尋解決方法。但個人的經驗及現實社會令這些理論改革家們了解到個人內心的改革並不足够，而必須要進行團體的改革。在這方面，教會發揮了它的創意能力，把理想變成現實，並成立了無數社團及進行了慈善的工作，以防止貧窮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爆發。而這一切工作都是在教會已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及不接受階級鬥爭之後發生的。
這些慈善機構雖不顯眼，但是有效在滅貧、減輕工人階級困難及痛楚，給了無數移民心靈慰藉，讓他們感到美好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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