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自1738年教會發出了第一份譴責之後，經過了差不多三百多年，教廷對共濟會的態度並沒有改變。教會於1983年11月23日發出最後的一次反對共濟會的理由仍然是：謹守完整的公教信仰與隱藏在共濟會秘符後的共濟思想，是不能協調的。從十八世紀開始，教會對共濟會的抨擊此起彼落，雖然雙方經過無數次接觸及商議，但半點效用也沒有。
自1738年教宗克萊孟十二世（Clemens XII）及1751年教宗本篤十四世（Benedictus XIV）頒發過宗座憲令後，整個十八世紀的後期，再沒有任何教宗去譴責共濟會。但事實上在基督徒世界裡，對共濟會的不信任及抨擊卻與日俱增。
到了十九世紀，教宗對該社團的譴責大幅增加。十九世紀成了「秘密社團的世紀」或是「支派的世紀」，而在梵蒂岡眼中，共濟會便是其中最受密切關注的一個。故此，教宗庇護七世（Pius VII）於1821年9月13日頒佈《基督建立的教會》（Ecclesiam a Iesu Christo）宗座憲令特別譴責燒炭黨（Carbonari），共濟會的最大會館。而這一般被視為間接地針對整個共濟會，因為它公開地提及克萊孟十二世及本篤十四世的文件。
而教宗良十二世（Leo XII）在1825年5月13日發出《更形嚴重》（Quo graviora）的宗座憲令，一般性地譴責所有的秘密社團。亦正是在同一份文件首次建議把共濟會視為對抗教會及國家的組織，並把它列入教會法典。而雙方妥協之路更是困難重重的了。
困難重重的關係
由教宗庇護九世（Pius IX）到良十三世（Leo XIII），亦即是從1846年至1903年，我們找到了不少於350篇教宗譴責共濟會的文件。從中大部份都是把共濟會的會館看成是推翻教會及皇權的陰謀地方，而討論的都是宗教和政治的議題。在那年代，「政府與教會的結盟」並不是一個神話，而是具體的事實，這主要是起因於十八世紀加利剛主義的行為。另一方面，那所謂的「信理自由派」代表着光明會發展出的理論，且那是受到共濟會於上一世紀所認同和符合它的理念的。
在天主教被視為國教的拉丁國家之中，這些自由派的理論不單只與現實有所衝突，更與新士林派神哲學所主張國家社會的概念不相容。那時候，政教分離，思想自由以及社交生活世俗化，在很多天主教信徒眼中是反對教會和合法政權的行為。因此，對共濟會進行不停的譴責，因為它是政教分離的最佳擁護者。除此之外，亦出現了一種理論，認為共濟會進行推翻教會的陰謀，這從教宗良十三世的《人類》（Humanum Genus）通諭可見一斑。
隨着而來的是法理及形式上的不相容問題。1917年，第一部天主教法典公佈。在那裡確定了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那些讓自己的名字給了共濟會及其他攻擊教會及合法政府的人，將因該事實本身而受只有教會才可頒佈的絕罰。」（第2335條）。而該法典並設定了事實推定：「密謀推翻教會及政府是共濟會的本質，實際上是無需要有證據的。加入了共濟會的神職人員，將會停止及褫奪一切特權，且需停止執行其聖職。
根據同一本法典，信友參加了共濟會之後，不能進入任何修會為初學士，亦不能參加任何教友的善會組織，不能擔當聖洗和堅振的代父母，同時也不可以下葬於教會的墓地及追思彌撒，和不能再享用教會恩准的權利。而普通教友則不能與共濟會員結婚。總括而言，1917年的天主教法典明確地指出，共濟會與教會是不能共容的。
在這場鬥争中，法國方面最為激烈。沒有一個國家，一如法國能聚合了那麼多的「自由思想家」。在1877年的時候，「法國大東方總會館」在其會章及所有文件上剔除了宇宙的大建築師的名字。然後，撤銷了一切有關宗教的文字，並明顯地走向無神論。同樣情況亦發生在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及部份拉丁美洲的「大東方總會館」，雖然並非所有的會館像法國般走到極端。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出現過很多次雙方的争辯，譴責及協調。
最後的一份有關共濟會的文件是「對共濟會的聲明」，是由當時的聖座信理部部長，後來當選為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拉辛格樞機於1983年11月26日所簽發的。該聲明肯定了教會對共濟會的否定態度沒有改變，因為其原則理論與教會的信理不協調，故不能參加該組織的禁令維持生效。而該會的所有天主教友是犯了大罪及不能領聖體。
2007年，宗座聖赦院院務長姫樂廸主教（D. Gianfranco Girotti）説過：「教會經常批評共濟會的概念及哲學，認為那是與教會的信仰是不調和的。」教會維持着對它的譴責，以及兩個組織的距離。共濟會的本質雖然是仁愛和人道，但永遠保留着其秘密性，這只讓雙方永留着歷史性的不相容。
作者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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