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rco Carvalho
譯：寓風
「天主教會大學暨高等教育基金」上月正式委任現任聖大宗教研究學院院長麥侍文（Stephen Morgan）執事，於下學年起接任薛沛德神父（Fr Peter Stilwell），擔任下屆聖若瑟大學校長。擔任校長八年的薛沛德神父，貢獻良多。麥侍文執事讚揚薛神父令聖大踏上一條穩定的軌道，但同時認為仍需打開更多的大門，又認為成為國內認可的大學同樣重要，但重申這一關需時。現時全球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麥執事認為今次的疫情給聖大帶來新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
聖若瑟大學不僅是一所小型大學，而且也是位於華南的一所天主教大學。這個狀況將如何影響你下學年的新工作？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首先，我很榮幸被邀請成為下一任的大學校長。我來到澳門教授及撰寫有關神學，並在宗教研究學院工作，其他的事，我完全沒有想過。我喜歡我的工作，也喜歡在澳門居住，我希望能一直繼續在［宗研］學院從事的工作。不過，獲邀承擔校長之責，是一份榮譽，也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不過，因着薛神父擔任校長八年，使這項挑戰變得輕鬆了一點。他穩定了船艦，訂定了大學應追求的一致目標，並聚焦於我們的使命、我們的身份、我們作為天主教大學的目標，成為澳門社區服務的地方，更廣至大中華地區、大灣區，及至整個東南亞的教會，當然也包括葡語地域。因此，從此刻開始到正式上任的這段期間，我想做的就是盡量多與薛神父在一起。他很慷慨騰出自己的時間，坦率並開放分享他的資訊，與我分享事情的背景和挑戰。我認為在整個過渡期，就是盡可能地跟隨薛神父（對我們在同一學院任職是有幫助的），也可以在大學中更廣泛地聆聽。我的背景是本篤會的世界。我是本篤會的在俗成員，我和我的孩子都接受本篤會的教育，本篤會會規的第一個單詞是拉丁語「ausculte」 ，意即「聆聽」。因此，我認為「聆聽」也就是我接下來幾個月的主題。
你剛提到薛沛德神父在過去八年所做的工作。他的某些工作是為了一些突破，但這些大門還沒有完全被打開、被突破，這意味着你將有責任作嘗試。我主要指出的是國內對聖大的認可……這將是你任務的主要範圍之一，是嗎？
這當然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我知道這件事是需要時間，建立信任需要時間的。事實上，這是遠東地區開展工作的文化特色之一，是需要大量的時間去建立信任，一旦有了信任，就會非常牢固，可以讓彼此之間進行快速的互動；猶記起九十年代我在香港時也是一樣。這可能與歐洲人的習慣相反，人們常更依賴法律框架來確保信任，並承受其失敗的後果。該系統更容易出現分歧，因為沒有花時間建立這種信任。我們與中國開展的合作，非常令人鼓舞。
在今年一月，薛神父、副校長Rochelle Ge教授和我前往北京，我們受到中共中央統一戰線部門等人熱情接待，但是，這也是建基我們與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之間建立的聯繫；這聯繫始於去年夏天我們所舉辦的一個研討會。我們期待着與他們的具體合作，我認為，如果我們耐心地完成這項工作，為中國提供更廣泛服務的機會自然就會出現。薛神父非常明智，他不試圖強推進度，我當然亦不會試圖令事情非自然地發生。你無法刻意地使人信任你。你必須證明自己的真誠，而我們一直在努力做到這一點。
在缺乏這種支持下，大學在過去的幾年中成功地重塑了自己。你說作為新校長的任務中，與你最相關的也將是「ausculte，聆聽」。聖大是一所很小型的大學，創新是吸引新學生的關鍵嗎？
我認為，聖大必須更具創新。兩三年前，我聽到一位澳洲大學副校長在英國的演說，指大學必須靈活變通，否則就會走下坡，慢慢變得沒救。我認為這是對的，某程度上，作為一所小型大學，一所尤其是學術和行政人員都相互認識的大學，可以運作得更敏捷、更靈巧的，這是很多大型大學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為了回應市場的需求或政府的措施，會使我們能聆聽對大學感興趣的各個組群的聲音，這可能是澳門教區、澳門政府、我們在澳門的學生，也可能是我們在教會內的同工，可能是更廣泛的地區或葡語地區的學生和市場；我們可以更敏捷和更靈巧地去應對。但不利的是，大型的大學有更多資源的投放。也許我們必須稍為謹慎一點，才能做出正確的決定，這就是為何認真聆聽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現時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我們希望你上任之時疫情便會結束，但屆時你也將在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這迫使世界各地的大學進行自我重塑，並可能在未來產生不可避免的後果。這是在兩個月前不會關注到的問題，但這可能是你目前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是的。沒有人預料到這種情況的到來，但這些東西總是這樣發生的。 1950年代，有一位英國政治家哈羅德．麥米倫總理（Harold McMillan）被問到：「有甚麼能讓當總理變得困難？」他回答：「事件」，即發生的事情。我們必須接受這個後果。我認為聖大給我最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就是整個大學的學術部門、行政部門和學生，採用各種在線學習技術組合，來進行教學；這教學以及其教學速度，對於我和我學院的員工而言，涉及大量的工作。一開始準備的學期課程，是需要面對面進行互動，現在必須完全改變。我們僅僅損失了一周的課程，但實際上，學院的許多課程比原定計劃只推遲了三四天便能開始。因此，這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至於對學生教育的長期影響，只有時間會證明一切。有趣地，我在教授的過程中，經驗到有些學生在使用在線上課的互動比他們在課堂上更多；或許是因為沉默和害羞的緣故。當然，年輕人花大量的時間活在數碼世界裡，因此，他們在那裡會相對比較舒適。我認為工作的質素已經可以與其他地方看齊，我們必須觀望的是，在未來幾年中，這將如何影響着我們。
另外，應該說是，［大學裡的］每一個人均得到澳門政府、高等教育局和教育暨青年局的大力支持，他們展現了對新穎教育的思考模式持有開放的態度，以致在澳門提供真正的發展優勢。縱使相對全球大型學府，澳門的大學也相對較小，但每個人的回饋都很好；我個人希望在整個疫情所帶來的危機中，澳門政府表現出堅定立場，並能推動這一進程。如此，我敢肯定我們未來的教育將會非常的穩固。
我們談論的是澳門最國際化的大學之一，惟聖大仍然沒有招收中國學生的能力。這會如何影響聖大的國際性？未來——至少未來幾年——在學術流動性方面，我們將看到較少的互動…
我認為這是較難實行的。沒錯，聖大是澳門一所具國際性的大學，我們有超過40多個國籍的學生，如果你包括教授在內，這數字則超過60；這令聖大一個十分獨特的特徵，而且是一個必須的特徵。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說，而我亦十分肯定，是基於葡萄牙團體的外向因素，伴隨着澳門教區孕育聖大時的團體，［兩者的心態形成聖大的特徵］。
這是一件積極的事。我十分肯定，疫情不會破壞學生對國際性研究的興趣與熱忱。這無疑將是一個更大的挑戰，直至疫症在全球各地消失為直，而我亦相信明年也會更為困難。現時，我們看到新冠肺炎在歐洲肆虐，然後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剛剛開始，而我們有不少學生均來自拉丁美洲的葡語系國家。但是，我認為我們仍能保持樂觀，全球的學生都意識到，在別的國家接受教育，總比在家中有較大的益處。慶幸地，我們也是一所以英文授課及運作的大學，當中有優有劣，但畢竟英文始終是一種國際語言。我之前也提過，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在聖大，我們所有人都算是在一個不同環境與背景中工作，這也是一個挑戰，但事實上能產生有趣的角度，學生能真實地從中受益……儘管如此，在這個層面上，我預計未來一、兩年是相當大的挑戰。
聖若瑟大學是一所天主教大學。某程度上看，這也是一個挑戰嗎？你將如何加強大學的天主教角色？
我重申，我十分慶幸能緊隨薛神父的步伐，他在澳門花了很多時間向人清楚解釋天主教大學的目標，就是價值觀的見證，也就是人文價值。我們認為這［人文］價值觀是建基於我們的信仰基礎上，紥根於那創造、全知並愛每一個人的天主上，而這價值觀是每個人重要的見證。數星期前，有一位大學的同事對我說——她不是天主教徒——她之所以留在聖大而非其他地方，全因聖大從上至下，都深信每個學生都很重要，即我們應該教育所有人，而且應作全人教育，她在這裡遇到了這真實的感覺。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信服的說法，也是一個向人傳達希望的訊息， 也是未來數年我們非常需要的其中一件事，特別在這場疫情的經歷，這也是我們能夠依靠的希望。我期望聖大、信賴聖大，且深信聖大能夠在澳門，成為一個希望的象徵與標記，並為這個可愛的城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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