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教會已成為一個在經濟及政治上舉足輕重的組織，有能力去統一其教義，把禮儀一致化以及執行紀律和建立一系列的法紀。雖然曾遇到很多困難，同時亦要適應一個拉丁和日耳曼的不同社會環境，但這一切（一致化）都是逐步地進行。異端和爭論永遠都在虎視耽耽。沒有人願意看到異端、指責、分立，甚至更認為應該連根拔起的，因為在那年代並沒有所謂的預防方法。在第五、第六世紀，異端在教會中並沒有很大的迴響或留下烙印；但日後卻變得複雜了。
除了後期的亞略主義（Arianismus）對伊比利半島和中歐的影響外，異端緩和了，並減低了神學上及數目上的影響，而亞略異端是否認基督的神性的。但在十世紀以後，它們開始捲土重來，今次是因社會問題所引起多於宗教方面上的問題。隨着封建制度的崛起，以及教會（當然亦指神職人員）的社會、政治及經濟力量增強，貴族的土地及財富集中，古老及新興城市的誕生，產生出一個發展商業和工藝的階層；他們有的是投資能力，他們亦就成為資產階級。他們開始追求政治權力，但被貴族拒絕。教區神職人員支持貴族，但城市的小市民傾向支持資產主義。因此，社會產生不穩定及批評；與此同時，農民的貧困及受奴役的生活則每況愈下。
那麼教會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事實上那時的教會缺少了一套政治哲學，一套足够讓其作出恰當反應及重組社會秩序的論述。它有的只是權勢、唯一性及財富，但對新的形勢並沒有回應的能力。只在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開始，才有一套政治及社會哲學，且僅是建立於神學而非政治方面。因此，所謂中世紀的新異端，應與由公元一千年左右開始的社會運動有關連。貪腐及道德問題亦捲入了這旋渦中，當時主要的是尼苛勞派（Nicolaismus），該派主張神職人員可以娶妻育兒及留遺產給後代，還有的是買賣聖職（Simonia）的醜行，用金錢買賣教會職務、聖事和取得好處。該等現象發生在不少法國和意大利的教區，當然不只在那些地方，其範圍之大可說是醜聞。
故此，很多群眾運動或對此的不滿演變成宗教的爭議，因為神職人員的濫權及與官員的勾結，導致群眾對教會引起懷疑，並產生憎恨和控訴。那年代的宗教熱忱可從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的社會角度看得出來。該等現象當涉及宗教事務時便變成教會本身的事情，尤其是批評及探討教會內部的事宜的時候，從而造成很多在教會及基督教義以外的宗教經驗。由爭辯開始而付諸行動，從而引致分開和分裂並在教會外另起爐灶。
社會與異端
我們必須要強調的是，那時候的異端運動主要是來自世俗平信徒，亦即是源自社會問題，而非神職或神學上的問題。這些不是知識或神學的運動，而是起自簡單的教義，但對群眾及社會引起極大迴響的問題。很多時，這些問題並沒有系統性的理論，與古代的異端，或是與文藝復興、馬丁路德或加爾文等，都不能相提並論。它們可能是類似俗世宗教般的規模而已。漸漸地，在概念上加入了一些神學或信理的元素，但保持着神話及無意義的形式。另一方面，在其廣傳之中亦有了脫離群眾的體驗。
至於教會高層方面，他們明顯地不明暸世俗平信徒所發起的運動及社會的要求，故此這點亦是愈燒愈烈的導火線，並各走極端。到了十二世紀，當教會高層開始大力干預和壓制這些尚是受領䄂魅力影響而已的群眾運動時，浪潮卻愈翻愈大。有些演變成為修會，但後來被教宗依諾增爵三世（Innocentius III）在公元1215年召開的拉持朗第四屆大公會議所取締或規範。這些修會很多是抱着同一的宗旨及行事方式，尤其是那些來自貧苦階層的修會：神貧是聖善和聖德之道。
那年代因社會動盪及不滿而產生的異端、宗教運動及分裂是無數的。這些中世紀異端的複雜性、敎義內涵及歷史環境錯綜複雜，很難讓人分得出哪裡才是正道、哪些才是歪理。舉個例子，中世紀的異端及公教信仰最難分辨之處，就是福音向心力，也就是說福音才是指導，必須要全盤的去效法基督。按此理論，人們要強調貧窮及其價值，要過着如宗徒年代的團體一樣的生活。這就是福音貧窮派的主張，他們大力抨擊當時的腐敗的物質至上的社會，反對財富、道德淪亡及世界衰落。他們主張神貧為主的福音生活。他們與教會的主張愈走愈遠，並成為其對立。當時還有其他基於哲學原理的神學教派運動。無論是純粹及直覺的、和簡單及感情用事的福音派，還是偏重理論的運動，都是很令人嚮往，因為沒有了信理或禮儀的壓力，也沒有了嚴謹的教義，反之只是著重去學習基督的福音及團體性的生活。
一個貧窮的教會，或是一個為貧窮人服務的教會，這些都是這年代福音派及理論派的運動的問號及主張，並震驚教會及其高層，和成為中世紀社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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