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tor Teixeira
譯： 余漢釗
自從教宗國（Status Pontificius）於公元八九世紀出現以後，獲查里曼大帝（Carolus Magnus）的加洛林王朝（Dinastia Carolingiana）（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同步擴張，而它們亦都是源自羅馬及基督宗教，同樣見證著中世紀及封建制度的基督信仰逐漸形成。基督信仰從東向北，在其體制內、在神學上、在文化及教育方面持續發展。但在東方，拜占庭教會處於伊斯蘭的哈里發王朝及東羅馬帝國之間，羅馬教會則向北伸展。當我們愈接近千禧年，拜占庭愈開始改變。
為了更了解公元一千年之後教會的分裂，我們必須要看清楚當時歷史的大環境。意見分歧、不同概念、各式各樣的世界視野和眼光，以及各異的習俗，慢慢地成為分裂的導火線。
在拜占庭的概念中，教會與政府間的關係主要就是團結一致，而並不是如同在西方般的政教權力分離，羅馬教會是普世的。在東方，以君士坦丁堡為根據地的拜占庭人，他們是屬於希臘文化的，對他們來說，攻擊教會就像是攻擊國家，反之亦然。因此在社會上製造了不平衡。皇帝仿似基督本人，他被視為教會的保護者，因為是教會支持他的。由此可見，政教之間是沒有界限的。
神學是國家的事務，皇帝對教義的糾紛和爭議有最終決定權，故很多時出現了神學上的錯謬；在中長期而言，更會產生不幸的後果，以及群眾鼓噪、危機重重和異端的發生，甚至導致分裂。神學與政治，教會與政府互相污染，是皇帝本人立法規管隱修院的神修、修道院的權力、隱修士的行為，或是教義的問題。難道公元八九世紀聖像及消除聖像之爭，不是依蘇里李奧三世干預的結果嗎？而製作和宣揚尊敬聖像，不是教會獨有的工作嗎？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
修道院是拜占庭教會的核心個體，控制著整個教會的宗教生活、禮儀崇拜、神學及教導。主教和宗主教通常都是從那裡挑選出來的。作為神學的討論中心，修道院亦是產生異端及爭議的溫床。修道院建築宏偉，佈置華麗，修道禮儀及生活奢華。例如希臘的亞索斯（Athos）及小亞細亞的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那兒的修道院儼然成為「修道院共和國」。
拜占庭宗主教的管輍範圍不斷擴大，至巴爾幹半島、希臘本土及附近海島、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簡直是與帝國的一切混為一體。宗主教經總主教團選出之後，由皇帝擢升和確認。宗主教成為了帝國第二號人物。
教會在拜占庭的影響力
教會雖然受到「污染」，但對拜占庭和整個帝國仍發揮正面的影響力。絕對皇權受教會力量所限制，使很多時都尊重法律。兩個權力中心（皇帝和宗主教）的和諧千年共處，實乃因教會的親和影響。
不過，這教會並沒有像西方出現了一些偉大的神學家，因為它更注重儀式、公式、動作和禮儀。但它亦沒有忘記在修道生活中進行仁愛和慈善的工作。
同時它亦訂立了教會法典和制度，是民事法律與教會法律結合的一種延續，也是政治與宗教關係的基礎。它是一個政教互相結合的組織，具有本身的人員、制度和任務。在這組織以上，便是雙巨頭的勢力，皇帝和宗主教。這個帝國持續了一千多年，直至土耳其於1453年把它瓦解為止。我們在那方式中可以看到，教會對緩解政府侵略性行為發揮作用。但亦發展了東正教，保存了傳統和信德不變，以及一個不可觸動的國家，一個習俗和慣例永不改變的社會，一個建基於政教雙結合而得來的社會性平衡。不過，亦因此對新鮮事物和外界的東西產生害怕，例如來自羅馬及其代表（教宗）所帶來的詔書和訓令。
事實上，東西方教會的關係因教廷和神學上的爭議而停滯下來。譬如聖神是否由聖父聖子所共發的「及由子」（Filioque）之問題、在聖體聖事中是否應用發酵或不發酵的麵餅、教宗是否擁有法理及牧靈上的無上權威、君士坦丁堡在五大首牧區中所佔的位置（亦即五大宗主教區在教會內的架構：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利亞，安提約基和耶路撒冷），還是只有羅馬才是教會最高的所在地，因為它是聖伯多祿、基督指定繼任人的所在地。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則傾向於獨立於五都之首。
多世紀的緊張局面，政治上的分歧及神學上的各自詮釋，把羅馬與君士坦丁堡越隔越遠，這就是公元一千年前的歷史事實。拜占庭教會一直保持古老舊教會的傳統，希臘派而非如羅馬的羅馬日耳曼派教會。它被稱為傳統和希臘禮的教會。東方投訴羅馬轉向了神聖羅馬帝國，並把拜占庭的主內兄弟遺忘了。羅馬反對拜占庭方面的政教合一，也就是教會服膺於政治領袖之下。分歧點還有神學上的問題，如「及由子」（Filioque）的問題。然後就是決裂。
葡文版原文：http://www.oclarim.com.mo/todas/cismas-reformas-e-divisoes-na-igreja-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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