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繼容博士
聖若瑟大學宗教研究及哲學學院
【編按】聖若瑟大學宗教研究及哲學學院邀請多位教授及講者，就聖召主題每月撰寫文章。本報特此刊載並定為「聖召系列」文章，讓讀者更深入了解聖召這個主題。本月邀請到陳繼容博士撰文，本報將分三期刊載。
相信今日大家都無法否認的一個情况，就是天主教會聖召的短缺。這情况從上世紀70年代出現到今日，日益嚴重。很多地方的聖堂沒有足夠的司鐸為教友服務，在教區修院進修的修生人數，屆指可數，甚至一般修會團體，同樣面對聖召短缺的困境。有見及此，天主教澳門教區將2023年4月30日至2024年12月8日定為聖召年，並編寫了一端祈求聖召的經文，邀請大家於每日的彌撒後誦唸。澳門教區有這樣的安排，是出於意識到聖召的短缺，特別是司鐸聖召短缺的嚴重性。其實司鐸聖召短缺真的關係着教會的「存亡」，而不只是教會的「興衰」而已。
事實上，宗徒時代的教父安提約基雅的聖依納爵（St. Ignatius of Antioch），殉道前曾寫了七封信給當時生活在小亞細亞的七個地方教會，其中一封寫給泰肋士的天主教團體，他在信中曾這樣說：「沒有主教、司鐸、執士，便無法談教會」（《致泰肋士人書》Letter to the Tralles》）。相信這句話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司鐸聖召的短缺，對天主教會是何等重要的事。
任何問題的產生總有其原因，而天主教會聖召短缺的原因相當複雜，一般學者認為，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應該是過往這半個世紀以來，因為教會一些新的神學類型的出現，導致大家對司鐸的「身份」和「角色」的不肯定所引致。
天主教會自主耶穌基督親自揀選的宗徒所建立的信友團體開始（參看宗2:41-42; 格前11:23-26），之後經歷了教父時代，至中世纪一直到十二世紀中葉，大家都認為司鐸的職責就是舉行祭獻和敬禮及祈禱。司鐸以天主和信友團體「中間人」（mediator）這「身份」和「角色」，透過所舉行的神聖禮儀，將祭獻和敬禮及祈禱呈奉給天主。
十六世紀於意大利北部的特利騰市（Trent）召開的「特利騰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再明確定義天主教會這個傳自宗徒的傳統。在「聖秩聖事」法令中，特利騰大公會議定義司鐸聖職具有奉獻彌撒聖祭和赦罪的權柄（DS1764）。這傳統不被誓反教派或新教（Protestants）接受，他們的理由是聖經沒有這方面的記載，所以他們從來都沒有司鐸，只有牧師。
天主教和誓反教派在司鐸聖職問題的爭論持續了幾個世纪，直到「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下稱「梵二」）的召開。梵二嘗試從聖經、大公精神、和更貼近當代的角度，重新思考天主教有關司鐸聖職的教導。最後決定一方面保留教會傳統對司鐸聖職的觀念，一方面以新約聖經為基礎作修訂，當然毫無疑問的，梵二也希望藉着這修訂，拉近和誓反教派的距離。於是梵二復甦了原本在天主教的神學中蟄伏的「信友的普通司祭職」。
這樣一來司鐸從過去以天主和信友團體的「中間人」，透過神聖禮儀的舉行，將祭獻和敬禮呈奉給天主這身份和角色，一下子變成專為已受洗的教友的「普通司祭職」服務。而且在對主教和司鐸的司祭身份這稱謂的運用上，梵二也顯得相當克制，宣稱主教和司鐸具有先知、司祭和王者這三重職務。即是說，現在舉行祭獻和敬禮、聖言的宣講和牧民工作，成為司鐸的三項職務。另外，在梵二的文件中，也只有寥寥幾處以「司祭」一詞稱呼主教和司鐸。
可以想像，梵二這項「修訂」對司鐸聖職的理解引發出多大的混亂，最嚴重的是，司鐸是天主和信友團體的「中間人」這「身份」和「角色」不見了，司鐸變成只是為信友團體服務，而舉行禮儀，也只是他的其中一項服務。結果當時很多修生因為再無法確定司鐸的「身份」和「角色」感到迷惘，感到好像再沒有須要做司鐸，最後選擇離開修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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