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聖若瑟大學宗教研究學院院長麥侍文執事「教會在哪裡，她就是傳教士」

文：Marco Carvalho

教宗方濟各今年二月宣布，對準備成為羅馬教廷外交服務神父的培育計劃，進行基礎的改革。聖若瑟大學宗教研究學院院長麥侍文執事早前接受《號角報》葡文版訪問，稱這決定只能豐富神父帶給外交職務層面的經驗。

今年二月，教宗方濟各要求未來所有的梵蒂岡外交使節，花一年的時間在傳教的培育上。這項新規則有多革命性？

我認為，在教會的背景下，「革命性」這個詞相對消極的。我認為更準確的描述，是視為進入教廷外交機構入學條件的一個重大改變。對於許多人來說，入學途徑直接來自修院——通常是在大學學士學位畢業後進入的——透過宗座教會學院，在那裡訓練教廷外交使節。這意味着在第一個外交職位委派之時，一個人可能已經培育了10年甚至12年，而對教會，相對簡單的機構以外的環境經驗有限。

作為一名本地傳教士來說，增加正規的工作要求，僅僅意味着他們將為日後所肩負的職務作更好的準備。這可以視為典型耶穌會會士的舉動。在耶穌會會士晉鐸之前，他們通常必須進行稱為「實習／牧民服務」兩至三年的使徒工作，然後在他們被接納宣發永願之前，他們做一個「卒試Tertianship」，再次安排他們進行一段時間的使徒工作，通常會去一個與他們居住地截然不同的地方。某程度上，教宗方濟各的舉動反映了他自己在耶穌會的經歷，並且仿傚了他在改變隱修女結構和培育時間方面的工作。

這培育將如何影響教廷外交部門的工作模式？

我實在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依我看來，羅馬教廷的外交服務已經非常出色，至少在她如何代表羅馬教廷對世界各國政府的關顧，以及如何維持教宗和羅馬教廷與位於183國家和地區的同步發展。

她也擔當了教宗與世界各地主教之間共融的角色，這是一種每日、實地共融的體現。在澳門，我們非常熟悉那些在香港學習使徒工作的服務人員。我在澳門的短暫時間內，非常幸運地獲派兩位該辦公室非常有才能的代表，分別是尤安泰（Ante Jozić）蒙席和何明哲（Javier Herrera Corona）蒙席。

梵蒂岡外交使節也有長期廣泛豐富經驗的「在職」學徒制。何明哲蒙席來自墨西哥，曾在許多不同的地方服務，如：在肯亞北部發生巨大衝突時、在鄰國南蘇丹戰爭期間，然後在英國擔任羅馬教廷使節後，才來到世界的這一端。他對教會的經驗是廣泛而深入的。這是神父從事這項重要、嚴格且往往不為人知的工作的典型途徑。

最近，我們慶祝了《夫至大》宗座牧函百周年紀念，而這個決定也遵循類似的思路。這是否可以幫助梵蒂岡更加了解當地教會面臨的需要和挑戰？

我認為梵蒂岡已經非常了解全球當地教會所面對的挑戰。有時出現的緊張局勢，是來自於羅馬教廷希望朝着某一個方向前進，而當地主教不太願意——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不同的優次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觀點。

聯想到《夫至大》宗座牧函百周年紀念是有趣的，值得進一步探討。我認為值得反思今天那裡是或不是傳教地區。傳統上，我們認為傳教是在基督宗教相對較新或較弱的發展中國家開展的工作。但是，在我成年後所有經歷的三位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和現在的方濟各——一直指出，教會在哪裡，她就是傳教士。考慮到在從前主要基督教的歐洲國家，不僅宗教實踐而且信仰急劇崩壞，我建議在樸次茅斯（Portsmouth）的教區中，我的家鄉加的夫（Cardiff）中心的偏遠堂區服務一年，或是在里斯本或波爾圖被忽略的「上城地區」（Bairro Alto）中服務，這種傳教經歷與我們一般想到傳教時所湧現的經歷，是一樣豐富。

儘管，澳門教區已有近450年的歷史，但她仍然是一個傳教區。我知道，如果任何未來教廷外交使節選擇在這個角落，主的葡萄園度過他的傳教實習，我們澳門的主教會感到非常高興。

一般而言，外交使節通常被視為與世界脫軌的一群。教宗方濟各作出的這個決定，如何幫助教會加強他們與所服務的羊群的親切感？

任何牧民的經驗，無論是傳教士還是其他，都只能豐富神父擔任行政或外交職務的經驗。在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Pope St John Paul II）掌管教廷期間，羅馬教廷本身變得比以往更加國際化：畢竟，他是455年來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宗。這已經意味着具有普通堂區和傳教生活經驗的人，擔任行政職務的比例變得較多。

過去50年來，三位偉大的元老級樞機主教——剛丁（Bernardin Gantin）、安霖澤（Francis Arinze）和薩拉（Robert Sarah）——均是來自西非傳教區的主教。我認為我們還應該謹記教廷外交部門的直接工作，是在教廷各地辦公室為教宗及其合作者服務，而不是為當地主教、他們的教堂或教友服務。這些事情之間不應是對立的；當然，最能服務教宗的外交使節，是他們的訓練、性格和經驗，以致能夠準確地聆聽、觀察和向教宗表達當地教會關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