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有一條道路叫「加思欄馬路」；另外在澳門大會堂，近八角亭的位置有一個花園叫「加思欄花園」，它們的葡文名字分別為Estrada de S. Francisco和Jardim de S. Francisco。曾有朋友問道說：為什麼不是叫三藩市或舊金山馬路？對此實在無言。由特區政府的民政總署所管理的網站《澳門街道網》中雖說明了「加思欄」是葡文直譯的名稱，筆者對此卻不敢苟同。因為無論從「方濟各」或「法蘭西斯」的方向都找不到加思欄的讀音啊！不過從葡文的名字來看，我們相信這是因為方濟各會曾來澳傳教的歲月痕跡而留名的。
眾所週知，中國於元朝統治時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是方濟各會的孟高維諾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神父，他於1294年來到中國。在華期間，他修建了兩座聖堂，並給大批教友施行聖洗聖事。而他亦於1308年祝聖為汗八里（即北京）和東方宗主教。可惜，元朝滅亡後，明朝開始了閉關自守政策，原本生氣勃勃的天主教會便從中國大地消失了。
教區初期的四名方濟各會神父
澳門教區是於1576年1月23日成立的。其後，各個修會相繼來到澳門展開傳教工作。1579年6月15日，四名方濟各會神父從菲律賓起程前來中國，他們分別是歐伯祿 (Pedro de Alfaro)、勞嘉利 (Giovanni Lucarelli)、方斯伯 (Sebastião de S. Francisco)和杜斯定 (Agostinho de Tordesillas)。經過數天的航程，他們到達廣州，但在那裡他們受到當地一個懂葡語的人騙去了很多隨身財物；另一方面，方斯伯神父因病身亡，因此，他們只有接受澳門主教賈耐勞的邀請，於同年11月15日來到澳門，但杜斯定神父則回了馬尼拉去。歐神父決定留在澳門，並暫住在望德堂區的痳瘋院內。另一方面亦開始在城外一處有水源的地方興建一所奉獻給天神之后的聖堂，而在小山崗上建造一座修道院。三個月後，1580年2月2日，聖堂及住所建成，他們便遷到那裡居住，但相信那是非常簡陋的。不過他們每天仍然去痳瘋院工作。
方濟各會士信守神貧，生活簡單，深得本地居民愛戴並給予賑濟，但亦因此產生了一段小插曲。1581年的聖誕節，習慣每天捐贈食物的善長彼此間誤會，忘記送贈食物到修道院，以致他們那一天只能吃素菜。而修道院五名新入的初學士有感地認為，在這樣的大節日也只能進素食，一怒之下，離開修道院還俗。不過到了晚上，他們經過一番思慮後，又回到修院，懇求院長重收他們。勞嘉利院長答應再收他們回修院，但他們必須去痳瘋院服務半年，而他們不同意這個他們認為苛刻的條件，於是集體離開。可惜，一年後，這五名還俗的初學士一個一個地離世了。（註：此事記於在華方濟各會會誌第二卷64頁）
政治影響傳教工作
方濟各會在澳初期遇到很多困難，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西葡之爭」。義大利籍的勞嘉利神父曾這樣說過：「我的夥伴歐伯祿是一個很謙遜及温順的人，他見我是義大利人，可以在西葡之爭中保持中立。有一天，他當著神職人員及城中領袖面前對我說，他以服從聖願及逐出教會的絕罰命令我接掌修道院長的職務。」
然而就算歐伯祿退居幕後，西籍身份仍令葡人不安。歐神父於1580年被召回果亞述職。同年6月在去果亞途中遇上風暴，船隻沉沒，歐神父亦在海難中身亡。其後勞神父本人亦被逐出澳門，前往馬六甲，然後在那兒建立了另一所修道院。但由於他的義大利籍身份，他跟隨葡人船長美蘭德 (Capitão Aires Gonçalves de Miranda) 回到澳門工作。
1582年的時候，六名潛入內地的方濟各會士被逐來到澳門，勞神父便立即把澳門修道院院長職務交給了該批方濟各會士之中的布高神父 (Fr. Jeronimo de Burgos)，而馬六甲修道院則交給同來的馬爾定羅耀拉神父 (Fr. Martin Ignatius de Loyola)。羅神父就是聖依納爵的親姪兒，不過他沒有進耶穌會，卻做了方濟各會的神父。
澳門及馬六甲修道院的成立，令兩地脫離了馬尼拉的管轄。故馬尼拉方面極度不滿，因為他們一路以來都是希望透過澳門進入中國的。但那時候，澳門葡人仇西情緒高漲，馬爾定神父曾於1586年回澳接管天神之后修道院，但亦只能逗留了兩年便因兵頭下令修院由葡籍修士接管而黯然離開澳門。他後來去了美洲傳教，並於1601年昇為巴拉圭阿松森主教，最後於在1612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過世。
天神之后修道院雖然是由葡籍神父領導，但所有或大部份方濟各會士於進入中國大陸之前都在澳門停留過學習華語才前往傳教的地方。著名的方濟各會士利安當神父 (Fr. Antó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在其獲委為方濟各會中國傳教區宗座監牧前，於1640年至1644年期間亦曾在澳門居住。
但由於方濟各會在禮儀之爭的問題上和耶穌會的意見相左，故在澳門並不受到耶穌會的歡迎。「聖教要訓」的作者文度辣神父 (Fr. Buenaventura Ibañez) 在1672年時曾說過：「終於我和四位同伴坐船來到這座葡萄牙人居住的城市，而其他兩位則留在馬尼拉。當地的的政府及大人物對我們的態度非常友善，但耶穌會的神父卻不一樣，他們的院長說，從這裡我們不可以進入中國，我們只可以另覓途徑。」1674年時，他在給省會長的一封信上說：「在澳門本會會院只有兩個任務，那就是寄發信件往馬尼拉以及接收從那裡送來的必需品。」由以上所見，原來傳教事業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當談及在本地的苦況時，他繼續說：「加西亞兄弟 (Fr. Blas Garcia) 仍在不斷地幹著行醫的工作，他的病人中有本院會士，佳蘭修院的修女，和貧苦大眾。而我如果沒有他的照顧，將會受很多病痛，因為本地的醫生的醫術是變化不定的。」
方濟各會雖然因為大部份都是西班牙籍人士而受政府打壓，但在教會方面仍是受到十分重視的。翻看澳門教區的四百多年的歷史中，有三位方濟各會士成為了澳門的首牧，當然他們都是葡萄牙籍會士。
羅沙主教 (D. Frei Hilário de S. Rosa, O.F.M.) 的任期為1739至1752。羅主教任內重修主教座堂，並擔任仁慈堂值理會主席。羅主教大力反對販賣奴隸，以及「妹仔」，並以逐出教會發出禁令。他身為方濟各會士，終身信守神貧，死時身邊只有一分錢。
不過，羅主教最值得人們敬佩的就是獨力排除眾難保守著俗稱「唐人廟」的庇祐聖母小堂。乾隆十二年，澳門同知張汝霖藉口禁止華人奉教而強行查封專為慕道者而建的庇祐聖母小堂。澳門議事會的官員為息事寧人竟同意查封，但羅沙主教一人極力反對。最後張汝霖象徵式地把小堂正門貼上封條，但横門還是可以進出的。但在強權壓力下，唐人廟最終於三年後被拆毁。
另一位方濟各會士澳門主教是賈定諾 (D. Frei Manuel de S. Galdino, O.F.M.)。他的任期為1802-1804，但他只在1803年9月才到任，而翌年3月獲委任為果亞助理總主教。
他的繼任人亦是方濟各會士，他就是查善主教 (D. Frei Francisco de N. S. Da Luz Chacim, O.F.M.)。查主教的任期很長，由1804年至1828年。查主教是第一位在位的澳門主教前往上川島朝聖，同行的還有後來成為馬尼拉總主教的奧斯定會石琪神父 (Frei José Segui, O.E.S.A.)。
查主教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亦捲入了政治旋渦中，他在鬥爭中代表了保守的絕對王權派，與君主立憲派發生了激烈的對抗，並因葡萄牙千變萬化的政治形勢而曾獲選為澳門議事會主席。他在1828年逝世並安葬於主教座堂。
十九世紀初期，葡萄牙政局非常動盪。直至1834年5月26日，絕對王權派宣告投降。兩天後，宗教事務及司法大臣亞基亞 (Joquim António de Aguiar)頒佈法令禁絕一切修會活動，他是一名共濟會員，並因此舉後世稱他為「修士殺手」(Mata-frades)。翌年9月，此禁令才在澳門全面實施，修道院被查封並充公。自此方濟各會士離開澳門，來澳二百多年的方濟各會傳教工作亦正式劃上了句號。
空置的修院成為了很多人心中的肥肉，當時的總督邊度 (Adriã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 便想拆掉修院院改建為總督官邸，但遭議事會一致反對。
1851年3月30日，葡萄牙海軍和海外部下令將方濟各會院改建為兵營。但這法令亦沒有立時執行，直至阿穆恩總督 (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於1863年到任後才開始認真進行。改建工程亦拖延了數年，1866年12月30日，澳門前線營才正式進駐新兵營。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黃鶴去後樓尚在，但修士去後連樓也被拆，只留下令人臆度名字的「加思欄」。
【註】《號角故事》內容由本報考據已知的中文及外文歷史資料編纂而成。參考資料因版面關係不贅列出，尚祈諸賢多予指正，不勝感荷。
【責任編輯】余漢釗，葉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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